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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方宋人的紙醉金迷的繁華相比,在北方金人統治下的百姓不只在接受著生活的苦難,精神上還要忍受著異族的壓迫,因此就有了向宗教尋求精神安慰的需求,在這種社會環境下,中國北方先後出現了三個新的道派。
北方的新道教的產生和發展,實際上是在階級和民族兩座大山的壓迫下的產物,列寧曾經總結過,這是宗教最深刻的根源。當人們對現實失去了希望,孤立無助的時候,從宗教中尋求精神安慰似乎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途徑。我們有幸生活在新社會,生活在新時代,文明的進步,讓我們對當時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屠殺沒有直觀的感受,理解不了那時底層百姓的絕望和無助。
1130年,被女真人擄掠來的三千多中原士大夫們,為了活著就在路邊要飯,結果被左路副元帥宗維這傢伙看到了,對手下說:“這麼多南人聚集,萬一鬧事了怎麼辦?”於是指揮軍隊把這三千多人像趕牲口似的驅趕到城外,挖了個大坑全部活埋了。這還是對待士大夫,對待底層百姓是什麼樣的更不用說了。
當然,在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還對這個被女真人按在地下拼命摩擦的大宋皇朝存在著挺大希望,幻想著不久的將來岳飛、韓世忠這些將軍能帶領軍隊打回來,所以中原地區、太行山裡處處有義軍,處處有反抗武裝,特別是陝西、河南、河北、山東,小的幾千人,大的上萬、十幾萬人,一直堅持著抗金戰鬥。不過他們的結局最終都是悲劇,軟弱的趙家的子孫讓中原人民的希望一次一次地破滅,直到徹底破滅,所以,更多的南人不得不向命運低頭,預設了、接受了自己甚至比豬狗還不如的地位,加上女真貴族的默許,北方新道教為他們提供了精神慰藉而迅速崛起了。
北方三大新道派的開創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是知識分子,而並不是偶然。
後人對當時的文人士子的心態有很深刻地剖析,對這三個創教代表同樣分析得非常透徹。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文人、士族相比普通老百姓來說還是稍微有那麼一點點優勢的,出路也相對多一些。如果他們沒有勇氣盡散家財拉起一支隊伍去抗金打游擊,又不甘心跪下來舔女真人的腳面,那麼就可以投身宗教,準確地說是投身道教。
他們為什麼選擇道教而不是佛教呢?原因實際上很簡單,首先佛經多是舶來品,相對來說還得學點外語才能深入研究,翻譯過來的佛經相比道經來說也要難讀得多,遠不如從小就讀的《道德經》更親切;其次是當和尚還得弄個光頭,這個對於老先生、大才子們來說委實有點難以接受,頭髮可是爹媽給的,哪能隨便就剃了,還是道士更親民,換個髮型就oK了,而且衣服嘛款式也還不錯;還有就是當了道士還可以逃避各種徭役,從此吃穿也不愁了。當然了,也不是全都當道士了,只不過是當和尚的相對要少一些罷了。
太一教的創派祖師蕭抱珍是河南人,他創立太一教的原因“遠法漢儀,近追前代,上稽下考,乃立教焉”。北宋被滅以後,金國得到了廣大地盤一時來不及納入版圖,而且他們也需要時間來消化、處理戰爭帶來的種種不利因素,更重要的一點是得需要一個代言人幫他們暫時管理、搜刮這些地盤,於是大家一商量,就強迫張邦昌當了皇帝。
正史對張邦昌的定義多為奸臣,近現代史料也基本上是差評,其人其事這裡不多研究了,但當皇帝這事前前後後可能還真有點冤枉這位奸臣了。總之,張邦昌當皇帝這事在當時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群起而攻之吧,所以當了一個月皇帝以後,張邦昌也就下臺了。
接著,1130年金人又把劉豫推上的皇帝位置,而且還是經過了宋高宗的冊封並建立了偽齊,負責為金國管理陝西、河南等地。史書對劉豫的評價就更差了,這傢伙禍害了中原百姓長達八年,直到1137年被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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