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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兩手抓。
內修心性簡單說就是修身養性,心中雜念不生,誰見了都自然以為這就是一位得道的世外高人的感覺。具體到功法,說實話,全真教可絕對不是武俠小說裡那樣,有著絕世無雙的內功心法,學個皮毛就可以縱橫江湖了,恰好相反,比起儒學和佛經來說,全真的心法反而以簡單易懂接地氣為特色。比如丘處機就是主張透過讀書思考、出家修道、雲遊四方、靜坐調息、磨鍊意志等途徑來修煉心性的。
丘處機同樣繼承了三教合一的基本思想,結合了儒家的仁義等理論和禪宗的明心見性等理論,當然了,前面也提到過,丘處機是反對禪宗的頓悟說的,認為沒有長期吃苦的過程,哪來的修成正果,什麼頓悟,那就是想偷懶。
丘處機是真正看到了三教合一背後的政治意義,因此,他在貫徹發展三教合一思想的道路上,更好得把握了與統治階級、儒、佛和底層百姓的關係,全真教在他帶領下發展達到了高峰。
在丘處機看來,儒釋道三家在哲學原理方面存在共通之處,比如心性、天命、天道等,歷史上三教的確一直在相互吸收,特別是從隋唐以來的共存和取長補短,到北宋時期的相容並存,是三教高人的共識。比如贊寧和尚說過:“三教是一家之物,萬乘是一家之君”,而儒家宋太初則說:“禮之中庸,伯陽之自然,釋氏之無為,其歸一也”。相比來說,一直處於弱勢的道教又有什麼理由不為自己的未來和發展著想,贊成三教合一呢,牴觸二教,為自己樹立強大的對手,那真的是腦子被門夾了。
從階級性方面來看,三教合一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性,特別是金、元入主中原,自然會尋找一種適合自己統治的思想來治理這個漢人為主的社會,迅速、有效地穩定自己的統治,王重陽也好,丘處機也好,他們都看到了這個深層次的問題,才會極力發展和推行三教合一思想。
另外,從民族性來看,這一時期也是中華民族的又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新時期,外來民族和宗教的湧入,對漢民族的衝擊是巨大的。統治階級不可能只允許漢民族存在,其他民族同樣是他們治下的百姓,因此,客觀上就要求各民族相互認同、相互接受對方的存在,而三教合一的思想,恰好對於多民族、多文化的現實的一個非常好的思路。
當然了,全真弟子們選擇了最適合道教的儒、佛,並沒有選擇伊斯蘭、基督等文化差異較大的宗教進行融合,比起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們,眼界還是窄了些,換句俗話,也是屁股決定腦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沒在那個位置,沒到那個高度,想的自然就有侷限了。
丘處機以三教融合的思想為前提,才是真正得到成吉思汗的認同的前提和關鍵,才談得上勸他去暴止殺、濟世安民,才能夠使全真教得到蒙元的認可並迅速發展壯大起來。他和成吉思汗的論道,也影響著耶律楚材,影響著他後期的改革思路。在窩闊臺的支援下,耶律楚材按照漢民族的傳統習慣而推行的新稅法等,非常有效地緩解了北方尖銳的民族矛盾,迅速恢復了經濟生產和社會穩定,對於蒙元加速統一程序的作用不言而喻。
當然了,丘處機雖然主張儒釋道三教平等合一,反過來卻又支援“老子化胡”的觀點,這可以從他在西行途中在閻立本的《太上過關圖》中題的一首詩中看出一二:
蜀郡西遊日,函關東別時。
群胡皆稽首,大道復開基。
由於全真教得到統治階級的扶持,後輩們很容易滋生那麼一點點小驕傲,除了蒙古人,看其他人的時候鼻孔就稍稍有點朝天了。前面說過,全真教搶了很多因戰亂而荒廢的佛寺,改改就成了道觀了,這還不算,又重新翻出了《老子化胡經》,重新用它來打擊佛教,這種舊賬重提,拿著剩飯天天來炒,看官們都煩了,更何況是當事人,於是觸怒了六根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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