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儒家的反佛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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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十九次改為二十次，五節天下賜宴的活動也取消了，同時還大量裁減了各地宮觀的保潔員和保安。

仁宗從1025年到1034年，多次裁減每年披度僧道的指標，還關停了大量沒有正式執照的寺廟。這裡有一組資料，從真宗末年開始，直到宋神宗末年的六十多年中，僧道尼女冠的總數分別是：1021年約50萬，1034年約45萬，1042年約41萬，1058年約31萬，1068年約27萬，1077年約25萬，1078年約24萬，可以看得出，佛道二教的規模縮減了一半左右，相應的，國家在新建、修復的寺廟宮觀上的投入也大量減少，並且一改以前的動不動就是大工程、大製作、豪華裝修的侈華風氣，節省大量人、財、物的同時，也利於宗教的健康發展。

不過，仁宗的限佛限道的政策大多數是在他執政的前期，這也符合一般規律，多數當權者初期都是雄心萬丈，想著幹出一番大事業來的，等到浸淫多年被打磨成老油條，迷失在權力和金錢中以後那就變成另一個人了，所以仁宗在慶曆以後就有所放鬆，當然這和他本人一直沒有放棄崇佛禮道也有關係。

有一個理由，即便是儒家也沒有辦法說出仁宗你就應該反佛反道來。由於真宗給趙家找了一個道教的始祖，如果仁宗放棄崇道也就意味著背棄了儒家的孝道，自己的老爸的堅持崇道，自己家的老祖宗是道教神仙，反對道教就意味著不孝，而且這還不僅僅是孝道方面的原因，同時也有道教文化對仁宗和士人們的千百年來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北宋初期道教的興盛，對士風和文風的影響是深遠的，真宗曾經作過一首《崇道賦》，說“朕觀三教，惟道至尊”，有這種思想的，絕不止他一個人。道教所構建的那個越來越完美的精神世界，對於人類的心靈影響之強不是一句儒學才是治國根本所能抹殺掉的。道教對士人的影響力往往更大，比如其中一個表現就是隱士的增多，他們對現實的失望，為了逃避動盪的社會，宋初就有林逋、魏野、陳摶、九僧、陳輔、潘閡等，他們大體上都為了追求那種淡泊寧靜的世外桃源的生活。還有一種隱逸的人，不是有句話“大隱隱於世”嘛，他們是隱於廟堂之中，有學者定義這種隱逸模式為“吏隱”，唐代的白居易是吏隱的表率，仁宗時期的典型代表有范仲淹、歐陽修等。

仁宗有“仁厚”的美稱，但被貶的官員還是一個接一個的，比如范仲淹就曾經三起三落，有了一個“三光”典故。被貶以後的他們才發現，雖然一直在被教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具體要怎麼調節自己被貶被冷落的心情卻需要自己去解決，於是道家的隱逸、灑脫就成了他們化解鬱結的方法，比如范仲淹發配到越州時賦詩一首曰：

越中山水絕纖塵，

溪口風光步步新。

若得會籍藏拙去，

白雲深處亦行春。

蘇舜欽退隱後也說：“吟對疏鍾俗機盡，已疑身世屬仙曹。”

後世人對仁宗時期這些吏隱的寵辱不驚、淡泊灑脫悠然而神往，而這種風氣又直接影響到了宋代的文風，從梅堯臣、蘇舜欽、歐陽修、范仲淹、王安石等這些大人物們詩文的字裡行間有所體現。比如范仲淹的《寄西湖林處士》《移丹陽郡先遊茅山作》，梅堯臣的《詠嚴子陵》，從中可以看到他們心底那種對仕途坎坷的感慨，對道士的超然的嚮往，在儒、釋、道相互影響、滲透的時代，造就了和唐代不同的一種內斂的、理智的宋代文化特性。

相關的文化方面的更深入的研究就不是我所能駕馭得了，點到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