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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薛居正在《舊五代史》中評價他:“……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評價他:“……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納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製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
還有很多評價,就不一一列舉了,下面再講講柴榮限佛的事情。
按照主流學者,包括古代和現在,他們研究的結論,都認為經濟因素是導致柴榮限佛的主要原因。五代時期,佛教延續了唐代的繁盛,而且是更甚,佛寺、和尚多得對國家的賦稅、兵役等造成了嚴重的影響。舉個例子,由於民間崇佛日盛,出現了大量私毀銅錢鑄造佛像及與佛教有關的物品的風潮,這就造成了金融問題,市面上連銅錢都嚴重不夠用,這不僅影響了百姓的生活,對商業流通造成的危害更為嚴重。還有佛門收容逃避徭役、兵役的人,甚至罪犯,佔有大量良田等等,總之佛教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國家的穩定和發展,所以,柴榮最終採取了滅佛的行動。
這些學者的觀點對嗎?是滅佛還是限佛,真正的原因又是什麼?
實際上如果稍稍細心一點去考證而不是僅憑史料中一個可能是錯誤的資料就想當然的話,就不會得出上面那樣的結論。
在《舊五代史》《五代會要》和《資治通鑑》等史書中可以找到一些資料,後周國土面積約一百萬平方公里,人口總數約一千四百萬,柴榮廢寺院座,保留下來的僧尼是人,儲存下來的寺院2694。當然,這些史料中個別資料稍有誤差,基本上可以忽略。
具備小學數學水平,就可以用這些資料簡單推匯出後周當時的僧尼總數:透過保留下來的僧尼數量和寺廟數量可以大概知道每座寺廟裡平均的僧尼數量,約23人,還知道廢除的寺廟是座,可以得到被強制還俗的僧尼約69萬人,所以當時全國的僧尼總數就差不多有75萬人。
約110年前,唐武宗滅佛前國土面積約四倍於後周,當時有近5萬座寺廟,和後周的3.3萬相差還不算太大,但僧尼總數後周卻比唐朝當時的29萬多了近46萬,要知道經過晚唐、五代的的戰亂,僅四分之一的國土面積和人口總數,後周能多出如此多的僧尼顯然不是那麼合理。如果有道友感覺這樣分析沒有太大的說服力,好,我們接著分析。
可以再參考一下宋朝的資料,宋朝開國後經過前三代皇帝的禮佛崇佛,到六十年後的宋真宗時期,全國僧尼總數約46萬,寺院約3.9萬所。也就是說,無論是唐武宗時期還是宋真宗時代,國土面積都約四倍於後周,當然黃河流域人口密度大這也是事實,如果佛教興盛程度和後周時差不多的話,把後周的寺廟和僧尼總數都乘以四,應該就是這兩個時期的大體的資料,道友們可以自己算一下,僅從資料上推斷的話,顯然無論是唐武宗時期還是宋真宗時期,佛教興盛程度遠遠還沒達到後周時期,這合理嗎?那麼是哪些資料出了問題?
再看另外一組資料。《新五代史》中記載柴榮廢寺3336座,和上面的座相差懸殊,當然不是中間差了一個0那麼簡單,因為史書中是用的漢字記數的,三萬和三千不是簡單的一句抄寫錯誤就能解釋得了的。在《佛祖統紀》《釋氏通鑑》等文獻中基本上也記載的是3336,其他資料和上面記載的基本上一致。
那麼,如果把三萬多改成三千多的話,再用上面的邏輯推導,結果就比較合理了,還是道友們自己算一下吧。
實際上這個推導並不難吧?可惜看了大量現代學者的專著、論文,絕大多數都直接用了《舊五代史》中的這個數字,其中不乏道教研究的知名學者、教授,不好評價,因為自己的推論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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