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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大獲全勝的佛教並沒有滿足,而是繼續打壓道教。舉個例子,在元末史學家陶宗儀的《輟耕錄》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一個不知來歷的叫楊璉真加的人,南宋滅亡以後他在江南以佛教總管的身份幹起了摸金校尉的工作,而且是挖了宋朝的皇陵,把得來的這些錢財用來發展佛教事業去了,據說他這樣做的動機就是為了報復北宋的崇道。也許和尚們對他的行為會點贊,不過他的做法完全可以說是對江南甚至整個漢民族的一種挑戰,也是蒙元統治階級政治上的一次極大的敗筆,後世學者分析,這就是外族對漢文化歷史缺乏瞭解的表現。
再看幾個簡單的數字。據胡其德先生的研究統計,1244年到1304年的六十年間,蒙元政府共舉行了48次國家的法事,其中僅有十三次是由全真道士主持的。而在這十三次法事中,有五次是在開平城辯論,就是第二次辯論之前由李志常主持的,有七次是在第三次辯論之前舉行的。第三次辯論以後,全真教地位下降,僅有一次是由全真道士主持的法事,而且還是在1291年忽必烈頒佈瞭解禁全真教的詔令以後的事情了。
蒙元時期的三次完敗,被和尚們反覆摩擦,全真教的地位逐漸排到了藏傳佛教和正一教的後面。不過,元政府雖然不再扶植全真教了,但是並不意味著打算取締或消滅它,僅僅是壓制而已,這一點可以從全真教依然在民間有著強大的勢力和影響力上可以看得出來。
下面簡單歸納一下蒙元時期佛道之爭涉及的政治方面的一些問題。
佛道之爭中佛教的獲勝,有全真教自身的原因,也有統治者的態度原因,特別是藏傳佛教的影響力。
自王重陽開始創教,就一直堅持三教合一,這裡面有融合,也有平等的意思。正如王重陽所說的,“三教者如鼎三足,身同歸一,無二無三”、“似一要樹生三枝”。早期的全真教可謂是人才濟濟,總體上文化層次還比較高,又不乏政治敏感性及大局觀不錯的成員,不過從第四代以後,隨著綜合素質的下降,特別是對於王重陽的三教合一的思想不怎麼認真體會、領會、和堅持了,自然就不可能處理好與佛教的關係。
這還不算,更重要的是他們看不到全真教背後的潛在危機,不是潛下心來修心養性、研究理論,更多的是參加社會活動,追求祈福齋醮、安逸享樂、爭名逐利……甚至對正一教都視而不見。人家可是一個實力絲毫不弱於你的、屹立不倒的、傳承千年的老牌門派了,還以為自己的江湖地位穩固得不可取代,只能說後來的全真教從掌教到小道士們都有點膨脹了,也太天真了。
前面剛講到過,想當年丘處機西行的時候,曾經在閻立本的《太上過關圖》上提了首詩。關於這首詩,被歷來的聰明人玄化了,聲稱丘處機借詩預言了以後會有明朝滅元,甚至還預言了滿清的滅亡。自丘處機掌管天下道教事務以後,全真教有了爆發式的增長,勢力擴張很快,於是就和勢均力敵的禪宗成了對頭。隨著蒙古的勢力南下,金國只好南遷,便留下的大量的戰後資源成了無主之物,於是全真教開始大量侵佔廢棄的佛寺,反正我強一分,你就弱一分,多好的機會啊。
《至元辯偽錄》《佛祖歷代通鑑》說,當時丘處機和李志常帶頭大肆搶佔寺院和田產。寺院搶過來後就改成道觀,佛像是泥的、石頭的就砸碎了,是銅的就化了鑄道教的神像、法器。有時候搶興奮了,連儒家也搶,比如西京(大同)天成夫子廟也被改成了文城觀。就這樣,搶佔了梵剎四百八十二所,佛祖像、白玉觀音像、舍利塔等等全都毀了,並且四處宣揚道教優於佛教的輿論,不但得觸動了佛教的利益,連儒教也得罪了,從而為佛儒聯手打壓全真教埋下了隱患。
等到忽必烈改元,全國統一以後,佛教一方隨著勢力的增大以及皇帝的支援,逐漸有了和全真教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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