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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相結合的一方面,透過極力灌輸給教眾死在水裡是能成為水仙的思想,加強了宗教的思想控制,使手下人悍不畏死。當然了,萬一被人家砍了腦袋怎麼辦,是不是就沒人敢衝鋒了?放心,如果不是掉水裡淹死的也沒關係,只要你入教了,死後就可以“尸解”、“蟬蛻”,雖然沒有成為水仙更有前途,但也比普通人死了去地府強得多,放心拼命就對了。也正因為這種洗腦似的宗教宣傳,在行軍過程中,有的婦女由於帶著嬰兒不方便,甚至捨得把孩子扔進水裡,意思是孩子先去仙界享福,等以後老孃也去的時候,照樣還是你媽,足見這種蠱惑的威力。
當然,變化也是肯定有的。經過兩百多年的歷史變遷,又經歷了兩次人口大遷移,離開了生它養它的巴蜀大地的五斗米道,怎麼可能一點改變也沒有?除了地域、政治上的客觀因素的影響以外,五斗米道和南方本地宗教、巫鬼方術以及殘餘的太平道的融合發展過程中,促使自身適應、改變的同時,實際上也對道教的整體發展、完善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從孫恩等利用宗教發動起義的這些教團分析,他們為了更好得利用宗教實現個人的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取消了五斗米道的“治”的單位,不再提倡諸如三官手書、盟威科儀等對於戰爭和統治沒有實際意義的部分。倉廩足才知禮儀,連吃的東西都要靠搶的一群人,誰和你講什麼科儀?
最大的不同之處表現在組織領導的統一性方面。五斗米道從南渡以來,內部便不再是一個統一的、團結的整體了,開始有了不同地域的團團夥夥,有了不同的利益圈子。除了孫恩、盧循以外,組織起義的還有諸如李特、陳瑞、張昌、丘沈、劉伯根、王始、李脫、李弘、李金根、盧悚等,這些人基本上都是有自己的小團伙,相互之間並也沒有統一的組織領導,他們還代表著不同計程車族集團,有著自己的地盤、利益,相互之間甚至相互仇殺、攻伐。比如孫恩和司馬元顯這對師兄弟就是對死敵,孫恩同樣把五斗米道的忠實信徒王凝之給咔嚓了。
考證這些參與起義的領導人可以找出很多共性之處,已故史學家田餘慶先生總結了六點:一、同為僑人;二、同為寄寓江左的次等士族;三、同奉道教;四、共為婚家;五、同活動於建康以外而不得進入東晉政治中樞;六、同有突破門閥政治限制的要求。這些起義領袖起義的動機和結局其實和孫恩沒什麼區別,本質上還是要充分利用宗教和民怨謀求改變自己小士族的地位,向大門閥、大士族爭取更多的權利,至於要推翻皇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對不起,那是儒家的事,與我等道士沒有半毛錢關係。跟著拼命的百姓們怎麼辦?你想多了,那只是工具,都管飯了,再提要求你不臉紅?
孫恩自己出身小士族,起義過程中還接納了很多小士族加入,這導致他的人生目標和底層農民意願從根本上的不同,說白了他自己就沒有個遠大理想,沒有高品位的人生追求。這可以透過他數次登陸的表現看出來,那只是洩恨報復,暴力破壞,只是一昧劫掠,燒殺,沒有一絲為百姓爭取社會地位的想法。另外,從他長期佔據海島,而不是謀求建立穩固的根據地來發展,也可以看出他的短視。總之,這傢伙就沒做過一件好事,所以學者們不承認他領導的是代表正義一方的農民起義,反而定義為流寇、海盜、作亂。
本質上看,孫恩的起義是階級鬥爭的產物,宗教意識佔據主導的地位。為社會的和政治運動披上宗教的外衣,這是政客們最喜歡,用得最順手的手段,所以,從黃巾起義到大大小小數十次的五斗米道的起義,統治階級對宗教活動一直是採取著利用、拉攏、防範、控制相結合的策略,少有一棍子徹底打殺的情況,歸根到底還是為了維持他們的統治。
當然,玩火也有被燒死的時候,孫恩的起義,對世族大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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