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李世民–這個祖宗得認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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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唐代的佛教問題，我們也講了一些，就不再詳細探討了，整體上，唐太宗對道教和佛教是一種相容並用的態度，只是對道教多了一層尊祖的意思。隨著尊道抑佛的政策深入化，佛、道之間的衝突越來越激烈，鬥爭日益激化，出於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考慮，唐朝政府為了穩定和平衡才會有偏向道教的一些措施和行為，此後的歷代大唐皇帝們，也基本上效法了唐太宗的宗教政策。

有學者研究過，經過法琳這件事，唐太宗對於佛教的態度還是有所改變，特別是貞觀十四年前後，變化還是比較明顯的。之前，李世民雖然為了國家的穩定發展的政治原因，才不會走極端去滅佛，但常期受到傅奕、魏徵等人的影響，對佛教卻也不會生出太大的好感來。特別是傅奕，這絕對是一位堅定的反佛鬥士，後面再開個單章講講他和唐代的佛道之爭那些故事。

正是由於這些道士、道士出身的大臣等時時在耳朵邊上說佛教的壞話，早在貞觀元年之時，就檢校佛法，清肅非濫，“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子孫復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還說佛教是“殊俗之典”、“異方之教”，哪裡比得上我們本土的“諸華之教”，“敦本之俗”。長孫皇后也夫唱婦隨，表示“佛道者，上每示存異方為之教耳。常恐為理體之弊”。由於修訂了氏族志，又認了正統華夏的老祖宗，自然就認為皇室血統是源於華夏的，比孔聖人的山東士族還要高貴的，這一套本位理論可以說是完全承襲了北魏太武帝。

由此可見，唐朝政府對於佛教的弊端認識還是很深刻的，也天然有警惕之心和偏見。透過李淵和李世民的有效地宗教政策的實施，全國的和尚總數從隋朝時的二十三萬多人，到唐太宗時期已經降到了不足七萬人，這和早期的李淵沙汰政策有很大關係。

那麼經過法琳事件之後呢，李世民對佛教的態度的轉變，可以透過一些細節得到證明。比如貞觀十四年十月，迎供華嚴宗祖師杜順的遺體，十五年五月，在弘福寺為母追福制疏，自稱菩薩戒弟子，十五年，十七年，兩次派人去印度，十九年（這一年比較重要，是645年）很隆重的迎接玄裝西天取經迴歸，二十二年親自撰寫《三藏聖教序》。

由於李世民的對佛教的這種微妙的變化，對後世唐朝的宗教政策有著重要的影響，直到845年，大唐近百年的皇帝對佛教都有所尊崇，佛經的翻譯也一直不斷，佛教的各宗也都紛紛興起，所以，法琳對整個佛教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的。當然，這也離不開佛教已經被整頓的得差不多了的原因，要是還有唐初那個規模，估計誰也不能容忍。

至於《西遊記》裡李世民派玄奘取經以教化萬民，那也只是小說的演義，不過他的確是很支援玄奘翻譯佛經，當然了，同時也要求玄奘把《道德經》翻譯成梵文，目的當然是要把我們大華夏的文化傳播到西域去，以教化那些蠻夷。

這次翻譯佛經道經的事情是發生在貞觀二十一年，當時，參與者還有道士蔡子晃、成玄英等人。李世民把這些人集中在五通觀，由道士給玄奘一句一句分析這五千文，窮其義類，得其旨理，然後再讓玄奘一句一句譯成梵文。

透過這次合作，也表達了政府對佛道關係的調和的意思，也是李世民對佛教的態度有所轉變的一個依據。

前面一直在說唐朝政府一直透過各種方式來扶持道教，那麼是不是就完全放任他自由成長了呢？對於道教，自然也不可以失去控制和管理，任其氾濫步入佛教的後塵，特別是對於宗教危及皇權的情況，更是零容忍。比如，李世民對於道教的讖緯非常重視，當年李淵就利用“李姓當王”收攏天下群雄，為打天下大造輿論攻勢，楊廣也因此“盡誅海內凡李姓者”，這種宗教的符命就是天命，名正則言順，這可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