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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孝的觀念,把佛教的忠孝觀上升到了本體論的高度。法琳表示,我們佛教的忠孝觀不但有,而且是最高階的,適用於任何世界、任何領域,至於放到封建社會,當然更不在話下了。當然了,他還不忘記批判一番道教的忠孝思想,說他們那是典型的言行不一,毫無倫理、缺德、無恥,一派妖言惑眾。

法琳等和尚的忠孝理論影響還是非常深遠的。後來有道世、宗密和神清等和尚大談佛教的忠孝觀,發表《法苑珠林》《梵綱經》等,甚至說我們佛教是把“孝”視為佛教戒行的最最最根本的一條的。這是佛教教義發展上的一次極大的進步,從此以後,完善了忠孝理論的佛教就變得沒什麼漏洞了,道教也好,儒家也罷,都不好再拿忠孝說事兒了,少了攻擊,三教關係也就慢慢緩和最終趨於一致了,這一功勞,歸於法琳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爭議的,當然這是後話了。

這一次佛道相爭,在哲學、理論方面的爭論相對較少,規模範圍也有限,但並不是沒有涉及。比如勝光寺和尚慧乘以“道法自然”為題發難,李仲卿參與辯論最後失敗,一年後又發表《十異九迷論》;劉進喜發表《顯正論》批駁佛教“棄義棄親,不仁不孝”等。這些義理之爭很明顯地暴露出道教在義理方面的差距,所以引發了對《道德經》的註疏,從而促進了道教的理論的完善。

在《辯證論》中,法琳批駁了李仲卿的十異九迷,為了更好地完成這篇文章,法琳還寫信給當時的右僕射杜如晦,就是房謀杜斷的那杜,向他借了不少經史子籍當參考書,然後又請東宮學士陳子良給作品作注、制序。

前面講到過,《辯證論》後來被秦世英拿到李世民那裡告了法琳的黑狀,說他訕謗皇宗,最後被流放,這已經是639年的事了。

兩教你來我往,想到之間的爭鬥逐漸擴大化,除了和尚和道士參與以外,各自陣營也有士大夫加入。李淵曾對李建成說打算廢除佛教,但又擔心控制不了局勢。李建成是佛教的代言人,自然一力為其分辯,說佛、道都有問題,誰也不完美,如果貿然對佛教動手,怕會出大亂子。

然後李淵又徵求大臣們的意見,結局很可憐,只有太僕卿張道源“附奕,稱其奏合理”,別人全都說佛教的好話。

中書令蕭王禹與他爭論道:“佛,是聖人。傅奕發出這種論調,攻擊聖人者無法無天,請求給予嚴厲制裁。”

傅奕說“:禮義是從奉養父母出發,到為皇家服務為終點,這樣就使忠孝的道理顯著,臣子的行為規範。而佛教徒走出城鎮脫離家庭,背叛其主,以一個普通百姓的身份與天子對抗,以繼位來背叛親人。蕭王禹不是從佛門出來的,卻信奉背反其父的教義。臣聽說不孝的人不認父母,大概說的是蕭王禹吧。”

蕭王禹不能回答,只是合上掌說:“地獄正是為這種人設定的。”

終於在626年四月,即便在大家都反對的情況下,李淵還是決定採納傅奕的建議對佛教動手,沙汰寺僧,宣佈只在京師保留三千個僧尼,其餘寺宇房地產都賞賜下去,可見其維護道教、提升道教的地位是有多大的決心,不過為了給大家點面子,宣佈是同時沙汰佛、道兩教,這你們總沒的話說了吧。

那些得了房子的王公大臣們都高高興興地準備著喜遷新居了可惜不久發生了玄武門事件,最終沒有得到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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