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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破論》作者不詳,內容上繼承了顧歡的很多觀點,分別從政治、經濟和倫理等角度系統地、全方位地對佛教發起了攻擊,說佛教之禍猛於虎,是“入國破國”、“入家破家”、“入身破身”,由這三破展開,深刻剖析了佛教的擴張帶給華夏的上至國家,下至個人的危害,作者大哥甚至大罵胡人“不異禽獸”,言辭之鋒利更甚於《夷夏論》。
當然,這位大哥也絕不是僅有罵街潑婦的那種低階的攻擊手段,同樣從佛道的教義、死生的態度等方面深層次地分析了二教的不同,當然是使勁抬高道教,貶低佛教了。此文一出,和尚們立刻紅蓮業火沖天而起,紛紛向各大媒體投稿,於是《辯惑論》《滅惑論》《釋三破論》等相繼出爐,要讓天下的和尚們聽到反擊的聲音,也向天下計程車人和道教界的老道們知道我們也不是好欺負的。
這次相互詆譭的辯論持續的時間也很長,北周時,道安和尚(和西晉的道安不是同一人)還寫過一篇《二教論》,可見當時佛道間的鬥爭還在繼續。
進入第二次夷夏論之爭以後,佛道雙方就不再是溫和地辯論了,而是沒有底限地鬥爭了,總之就是互亮刺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刺刀出來了,那就肯定要見紅了。
佛教反擊最強烈的就是南朝玄光和尚的《辯惑論》和甄鸞的《笑道論》,這些攻擊也直指道教的缺陷,從道教的長生信仰、煉養、科儀、組織、經書、常被農民起義利用等多角度、全方位地加以抨擊,比如說道教有“五逆六極”的罪惡,時刻不忘記提醒統治階級道教的黑歷史。
此時的佛教界的大和尚們甚至不承認道教的合法存在性,說除了我們佛教,華夏大地上只有一個儒家,這是我們佛教界承認的,至於你們所謂的道教,只不過是儒家的一個分支罷了。
當然了,佛道之爭是一個長期的話題,還會繼續下去,更深層次的問題我們就不展開了。兩次夷夏之辨,二教相爭,最終結局反而是促進了各自的發展和完善,人家說你有什麼毛病,如果是事實,不是你一口否認就能行的,大家還都是有身份的人,基本的麵皮還是不能丟,不能耍無賴那一套,所以嘴上不承認,私下裡還是得想辦法補救吧。比如前文提到的寇謙之和陸修靜,就是在道教的義理不完善、經書數量、質量比不上佛教這方面感到壓力,想辦法完善,直到三洞經書的目錄和體系出來以後,道教在經籍方面才勉強能夠和佛經相抗衡了。
過去也好,未來也好,歷史上佛道雙修的,儒釋道三修的道士不在少數,別人的好的東西學過來就是自己的,彌補了自己的缺陷或不足,這是自己的進步,沒必要不承認別人的長處。
北周武帝時,為了儒、釋、道的問題沒少開會,會上你來我往,拍桌子、扔靴子吵得也可以了。皇帝呢,支援儒學自然是沒有疑問了,因為還要靠大儒們幫道統治國家和漢民嘛,少數民族嘛,知道自己治國是不如儒家的。至於佛、道,終歸還是要看有沒有用處,這才是決定位次甚至是否消滅的根本。前面提到過,甄鸞給皇帝寫了篇《笑道論》,道安和尚也寫過《二教論》,此時就不是含蘊地說你不如我好了,而是直接攻擊道教種種不是,希望透過說服上層來打擊道教。
面對佛道這種長期的爭論不休,547年五月,北周武帝乾脆下令同時廢除佛、道二教,這下也就不用再聽你們吵架了。但是呢,由於王延和嚴達等樓觀道士和皇帝間的親密關係,所以對道教的處理就成了“自五嶽觀廟外悉廢之”。這就有點耐人尋味的意思了,更有意思的是,不到一個月北周武帝又敕建了著名的通道觀,讓田穀十老搬進新居,開始編校道經,對道教偏袒得都不加掩飾了。因此,我們說梁諶的《西升經》開啟了佛道之爭的潘多拉魔盒(學者們多數還是認為《西升經》出自梁諶),之後,“田穀十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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