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5章 六藝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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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馬三德稟報，原瀘西入軍的四千多名青壯戰歿的已經達到了七成，主要是在第一次南寧守城時犧牲的，這些士兵的子弟約有八百人符合瓊州軍學堂的年齡要求。

既然是瓊州軍自己的學堂，那馬仲英就不可能按大明的方式去培養他們，那樣只會培養出大批只知道子乎者也的假道學。

瓊州軍子弟所要學的而是古典儒學，也就是所謂的君子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之道，這六種技藝涵蓋了德智體等方方面面的技能，秦漢之所以強盛，就是因為那個時代計程車大夫階層都不是隻懂得吟詩作對的迂腐之輩。

秦漢時期，儒學繼承周禮中對於貴族子弟的要求，發展出“君子六藝”的傳承，這時期的儒家弟子們，“數”和“射”兩科也是必學的內容

所謂六藝之道乃是出自於《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六藝是先秦時期至漢朝對王公貴族子弟的一種教育規範，當時計程車大夫階層都將已通五經貫六藝之人視為國之學士。

六藝之中禮、樂、射、御，又稱為“大藝”，是貴族從政必具之術，在大學階段要深入學習；書與數稱為“小藝”，是民生日用之所需，在啟蒙階段是必修課。

當時由於教育資源有限，庶民子弟只給予“小藝”的教育，唯貴族子弟始能受到“六藝”的完整教育，完成自“小藝”至“大藝”的系統過程。

因此通曉六藝的人也大多是貴胄子弟，在歷史的長河中，文化體制永遠服務於政治制度，這是亙古不變的，隨著歷史變遷，奴隸社會逐漸向封建社會轉型，文化體制自然也會跟從統治需要進行轉變。

自漢武帝開始，董仲舒改良儒學，提出新儒學的概念，以國家教授儒學，但只重視經學，而輕視數和射，為後世學子們集體偏科埋下隱患。

在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學，將先秦時的孔儒之學進行更改，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採諸子百家的學說，更提出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符合集權統治的學說，自然受到漢武帝的青睞，從而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政策。

董仲舒認為：“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而又提出了要興學校以養士的政策方針。在漢武帝時期便在中央設立太學學習儒家經典為主要內容，而在地方更是有大量的私學生起皆以傳授六藝，研習四書五經為主，正是這樣的文教政策使得當時全社會皆是盛行儒學之風。

漸漸的讀書人都以懂禮樂，通古籍，誦五經之人來標榜自己。在封建集權下教育體制的專制往往會成為束縛人們思想領域的枷鎖，人們逐漸對儒學的認知有了一定侷限性，往往都將禮樂詩書一概認為是六藝的核心，對於其他三藝都不予以重視，雖然這樣集權統一的教育制度為歷代的封建王朝的學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礎，但在人們思想發展卻起到了鉗制的作用。

及至唐宋時期，中國封建文明達到頂峰，唐朝時的時局安定，經濟發展迅猛，文化教育也是有了前所未有的盛況，科舉制的推行為寒門子弟開啟通往仕途的窗戶，但也正是科舉制度的推行，讓文人學士更是認定了通往仕途必然是要重禮樂詩書，輕射數的思想觀念。

所謂以文教佐天下，以武功治太平，趙宋因為篡奪孤兒寡母的江山，是愈發地重文輕武，為削弱地方武將的兵權，國家的文吏更是冠蓋如市。

有明以來，雖然明太祖一直推行文武舉，但土木堡之變後，武人地位一落千丈，八股取士制度的確立，從而促使對科舉沒用的數、射等術徹底沒落徹，天下士子只知道皓首窮經，埋首於經義之中，失去了尚武精神。

為了使瓊州軍的後備人才不再是一條腿走路的書生清流，新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