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朝局變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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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體現。

永樂二年(1404)十二月立春之時，成祖朱棣於奉天殿賜宴群臣，照例賞賜六部尚書和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同時“特賜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衣，與尚書同”，而且非常明確地指出：“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勩益，不在尚書下。故於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並且強調：“朕皇考初制，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

這段怎麼理解呢？內閣在建立初期，雖然尚歸屬於翰林院管轄，當時內閣諸臣也以翰林院官職為尊，但是朱棣在這次宴會中，將內閣諸臣與六部尚書同等賞賜，並明確強調其官秩雖然僅為五品，但職能不在六部尚書之下。

這基本上表明，朱棣設立殿閣大學士的初衷，便有著削弱六部尚書地位與職掌之意，也就此奠定了兩者之間相互制衡的關係。

當然，內閣這種職、權嚴重不相匹配的情況並沒有長久持續，隨著內閣地位的提升，仁宣時期開始形成閣臣入閣後加六部尚書或侍郎等虛銜的慣例。

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加封“黃淮為少保、戶部尚書仍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仍掌內製”。

雖然這種加封是“不預所升職務”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六部職權的侵犯。時人對此也曾明確指出其有違祖宗之意，“大學士五品爾，如欲加於六卿，則何不崇其階銜也”。

這種加銜雖然破壞了對內閣的限制，但是顯然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其干涉六部事務的便利，進一步強化了內閣對六部尚書的制衡。

另外，內閣建立之初的選任方式也與六部官員有明顯差異，內閣基本都是以直接從翰林院官員中選拔為主，甚至因此曾選擇部分新科進士與翰林院官員於內閣觀政，作為閣臣的預備者。這一條到如今萬曆年間也依然存在，即所謂觀政進士是也——他們的共同特點其實並不是“進士”，而是“翰林”，絕沒有不是翰林卻做了觀政進士的。

對此種情況，《明實錄》中較為明確的記載大概有兩次，第一次是在永樂二年(1404)左右，當時新科進士中的一甲與庶吉士的28人“就文淵閣進其學”，最終三年考滿之時，彭汝器、王直、餘鼎等人得以留任。

第二次是在宣德九年(1434)八月時，“命行在翰林院修撰馬愉、陳詢、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錡鍾復、趙恢，大理寺左評事張益，同庶吉士薩琦、何瑄、鄭建、江淵……三十七人，於文淵閣進學”。

文淵閣是閣臣入直辦事之地，這兩次進學實質是內閣為挑選接班人而進行的，其中較為明確的是，王直曾長期在內閣撰寫詔書，馬愉、曹鼐在楊士奇、楊榮致仕後入閣預機務，可見當時內閣遷入的慣例是以翰林院官職為主，這在正統以後也繼續沿襲，“故正統年間陳循、高谷、苗衷、馬愉、曹鼐以學士入，張益、彭時、商輅以修撰入，則舊意猶存可考也”。16

這種直接從“詞臣”或者說“史官”選拔入閣的方式，顯然重視的是秘書性職責，“蓋朝廷用入閣者皆出翰林，翰林之選文字而已，非嘗考其行也”。

這與六部尚書選拔注重行政能力是截然不同的，這時期的六部尚書中像何文淵、王翱、李秉等都是經過地方與中樞的行政歷練，從知府、推官等地方官升遷至中樞後，累遷至尚書之職的。

剛才曾說，如果按照過去的規矩，高務實做了戶部尚書，基本就絕了入閣的路，這和早幾年高務實外任廣西巡按時被很多人看衰是同一個道理，這是有例子的。

有一個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曾擔任過吏部尚書的王直，他的仕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