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朝局變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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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充分體現了內閣與六部尚書的制衡性。

王直，江西泰和人，永樂二年(1404)進士，授庶吉士並“事文淵閣”。他也是內閣成立以來第一批選拔入閣觀政學習的新科進士。最終三年考滿之時，王直得以繼續留任內閣，“俾屬草”。

當然嚴格意義上講，王直並非真正的閣臣，沒有殿閣大學士的名與實，僅可以看成是閣臣的候補。

王直的內閣生涯一直持續到正統五年(1440)左右，入閣三十餘年，不論是文采還是能力，都備受推崇，“中外鹹倚重之”。而且楊士奇、楊榮等閣臣在正統時年事已高，即將致仕，王直又與楊士奇有同鄉之誼，成為正式閣臣本來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意外發生了，王直此時與楊士奇發生了嫌隙，楊士奇之子楊稷“居家暴橫，鄉民甚苦之”，王直曾就此提醒楊士奇，不料楊士奇卻被其子矇騙，認為“抑庵(王直)忌其功名，妄為此語”，由此嫉恨王直，隨即將其排擠出內閣。

王直出閣後擔任禮部侍郎，隨後於正統八年(1443)升遷為吏部尚書，並一直任職到天順元年(1458)。任職期間，楊士奇於正統九年(1444)病逝，而內閣馬愉、曹鼐、陳循、苗衷、高谷等人的地位和威望均無法與其並列，且自景泰二年(1451)開始，由於王直年老體衰，先後任命何文淵、王翱為吏部尚書輔佐管理部事。

可以說，王直入閣的所有阻礙已經基本清除。但實際情況是，王直此時仍舊擔任吏部尚書之職，與宣德時期的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元吉解部事以備顧問大體相同，也就是說，此時的官員若先升尚書，則無入閣之機會——因為此時的內閣，整體上來說還是“秘書”這個屬性更重。

王直晚年對此也曾感嘆道:“西楊不欲予同事內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結合王直的仕宦經歷，這種遺憾在針對楊士奇的同時，顯然也與當時的政體阻斷其迴歸內閣之路不無關係。

此外，內閣在正統時期獲得的“票擬”之權，與六部尚書的行政權也具有很強的制衡性，對此解釋最為精闢的要屬高拱。

高拱在《三乞天恩辭免兼任疏》中提到：“我國家之事，皆屬部臣題行，閣臣擬票。或未當，則為之駁正;或未妥，則為之調停。不嫌異同，務在參伍。所以事多得其理，而人不敢為奸，是閣之與部不容混而一也……

春芳既解任去，而臣又忝居二輔之先，若仍領銓務，則自所題行，自所擬票，駁正調停終為未便，是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今內閣平章重事，吏部進退百官，皆權所在也。臣既忝閣臣之先，而仍總吏曹之職，則操權不亦太重乎?權太重，非惟臣難以居，而國體亦非所宜。”

這是高拱第三封請辭兼任吏部尚書的奏疏，其中非常明確地指出中樞權力結構中內閣與六部職權是相輔相成、相互制約的，這也是朝廷在廢除丞相制度後，精心設計的外廷執行和制約機制，如若兩者歸於一處，則操權太重，嚴重威脅皇權的穩固和國體的穩定。

當然，這裡也有點特殊，即吏部尚書到底與其他尚書有別，高務實如今這個戶部尚書到底不如吏部尚書那麼敏感。

“萬事開頭難”，高拱以首輔兼任吏部尚書之後，無論是閣老身兼尚位進閣老，都變得常態化了。

換言之，內閣與六部不再如早年那般涇渭分明，現在不僅是開始融合，甚至出現了上下級之分：內閣統領六部。

當然這個並不絕對，原歷史上在萬曆朝時，一旦首輔性格軟弱，亦或者得不到皇帝的強力支援，六部也可能反過來架空內閣。

戚繼光等人之所以不敢對高務實有絲毫不敬，一則是高務實入閣可期，這一點人盡皆知；二則此時戶部、兵部都是實學派的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