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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良佐這邊剛剛散會,進剿一事卻已被某些四川官員緊急密告播州。楊應龍得知後輕蔑一笑,道:“這新來的宋撫臺有些意思,難怪偌大年紀也沒能擠進部堂,果然是個不曉事的,竟想以武力逼我就範。孫先生,你對此可有高論?”
這位孫先生名叫孫時泰,頗值得一提。此人乃是浙江餘姚人,那一代包括紹興在內都是在整個大明朝盛產師爺的地方。孫時泰在播州楊氏地位也比較特殊,相當於軍師,只有足智多謀的人才能當得起這個大任。
不過孫時泰與尋常師爺不同,他學的是帝王術,而且是其中的“霸道”——幫助他人成就一番霸業的學問。據說孫時泰此前在京城時夜觀星象,見西南“客星犯紫微”,認為有改朝換代的變故,於是遍訪明主,終於找到了西南的楊應龍。
其實楊應龍早前並無反意,他不過是土皇帝做久了,囂張跋扈成了習慣,後來鬧出事只好把兒子楊可棟當做人質送去重慶。
這裡有一段後世基本很少談起的舊事,但卻與楊應龍“造反”關係很大,值得一說。之前已經提到,為了報復五司,楊應龍採取各種手段對付五司,加快了迫害五司的步伐。
由於高務實當年南遷廣西眾多土司至安南,使廣西土司舊地大部分改土歸流,朝廷在廣西的權威大幅提高,廣西的經濟發展也在高務實的規劃和安排下在近幾年快速提升,終於從一個朝廷財政上的無底洞變成了現金池,這給了朝廷將其他土司逐漸改土歸流的信心和動力。
在這種情況下,楊應龍與播州下轄五司的上述種種矛盾經過發酵,五司將楊應龍罪狀上報明廷,時任貴州巡撫葉夢熊立刻上疏要求播州改土歸流。
其實播州的問題早在嘉靖時期就已進入朝廷的視野,當時川貴守臣為了本省利益就播州歸屬問題引發爭執。此番播州下屬五司奏報送達朝廷,朝廷介入此次播州問題,使原本簡單的問題變得複雜化,同時也使得播州楊氏土司喪失了處置此次問題的主導權。
隨著解決問題的主導權喪失,楊應龍懼怕外部勢力的介入損害播州楊氏土司的利益。在這一時期,楊應龍的行為越來越激進,但激進的行為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將問題上升為播州楊氏土司與朝廷的矛盾,最終導致播州楊氏土司徹底與朝廷決裂。
首先是川黔官員傾軋的問題,貴州建省以後,播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逐漸凸顯,遂成為貴州守臣爭奪的物件。播州地理位置優越,連線湖北、四川、貴州,是重要的戰略要地。播州地處黔北,與四川毗鄰,經濟開發較早,經濟發展狀況相比貴州其它區域較好。
四川先進的生產方式與人口先入播州,因此播州的農業、手工業、商業等都有良好的發展。播州地理位置優越,經濟發展良好,播州土兵實力強大,自然而然成為川黔官員爭奪的關鍵。
其次是周邊土司的問題,他們首鼠兩端搖擺不定,給了明軍一定的機會。播州周邊土司中,石柱土司與播州楊氏土司關係較好,雙方在楊應龍時期互為姻屬。石柱馬氏土司(秦良玉的夫家,白桿兵就是他家的)希冀彼此庇護,從而政治聯姻播州楊氏土司,楊應龍也希望藉助石柱馬氏的力量擴充自己的實力。
不過這種關係隨著楊應龍反明煙消雲散,石柱馬氏土司沒有與楊應龍一起起兵反明,反而是兵戎相見。原歷史上石柱馬氏土司在平播戰爭中出力頗大,甚至有挽救明軍危局一事,不過此時宋良佐還沒有動用馬氏土司的意思。
楊應龍此前被叫去重慶受審,最終是花了兩萬金,但其中還有玄機前文沒有說清。由於此前朝廷一直在準備伐元大決戰,對於西南土司的事情基本上是要求能拖則拖,等伐元結束一切都好辦。西南官員們得不到朝廷軍威支援,只好對楊應龍此前的違法行為示之以威,但難以強迫。
事態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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