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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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打算看她的反應，便已經繼續道：“重視農業，確確實實是歷朝歷代先賢的共同特徵。這是由我華夏曆代都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國而決定的。在農業決定生存的前提下，廣泛地重視農業的思想不但不足為奇，反而顯得非常正常，否則的話，倒是不正常了。因此，重農思想一直成為歷朝歷代的主導思想。”

李曜的話雖然用詞有些“怪異”，但黃崇嘏仍然聽懂了他的意思，點頭道：“誠然，那右相為何獨出其外？”

李曜笑著擺手：“莫急，某還未曾說完。”然後又道：“抑工商的思想也是傳統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縱觀歷代經濟思想之發展，確實在一定的時期一定的朝代中，曾表現得相當突出。但某以為，這種抑工商的觀念，更多的則是作為一種治國政策表現出來，並且並不是始終和重農相提並論。也就是說，重農並不一定抑工商，作為一種政策和作為一種代表思想是有區別的。作為一種治國的政策方略，是朝廷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為了維護農耕生產乃至民族生存的方式。因此，抑工商往往在論令官書中反映得多。”

李曜輕輕一嘆，搖搖頭：“從歷代經濟思想發展的軌跡之中可以發現，戰國以前沒有明顯的抑商傾向。以‘農戰’為中心思想而被人稱為極端的重農主義者商鞅，雖對商業採取不鼓勵態度，但主要是在減低商業對農業的壓迫上，而不是絕對地抑制或輕視商業。觀點鮮明的重農主義者荀卿，雖主張抑工商，卻也不根本否定工商的作用。秦漢以後，儘管重農思想仍佔絕對優勢，輕商言論仍然若斷若續地出現在一些儒家言論中，但重視工商業的言論有日益增強的趨勢，重視工商業活動的先賢不斷出現，在許多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著作中，商業的作用已逐漸引起重視。司馬遷將工商業的地位提高到與農虞並重；桑弘羊雖抑私商，但他對官商的發展尤其重視，以致有人稱他為‘重商論者’；漢末王符提出農工商皆有本末論；晉初傅玄與稍後的李重主張士農工商各有固定職業，並提出商人可賤而商業決不可廢的觀點；南北朝時的農學家賈思勰對地主兼營商業的活動也津津樂道。”

黃崇嘏被這番新式言論弄得有些愕然，不過仍大致聽懂了他的意思，只是理解上並不透徹，總覺得這話只說了一小半。

李曜彷彿看出她的心思，一邊帶著憨娃兒與王宗範往北轉回，一邊繼續道：“即使主張‘抑工商’的先賢，他們也不是要廢棄工商的社會職能。他們清楚地知道，工商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部門。但是他們也清楚地知道，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下，物質財富的生產主要是由農業來承擔，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因此，必須要有大量的人口集中於農業生產，才能保證國家的需要和社會的安定。然而，從事農業之人，‘四時之間，無日休息’，且法律也尊農夫，但農夫最終卻‘貧賤’。相反，由於利益的驅使，謀利‘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又不如倚市門’，由於商人能‘操其奇嬴’，‘所賣必信’，從而造成了大量的棄農經商，朝廷雖然採取重農抑商的政策，但最終還是出現了‘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的局面，使大量的人口向工商轉移，損害了農業的發展。因此，主張‘抑工商’的先賢認為‘工商眾則國貧’，即從事工商的人多了就造成國貧，他們主張‘省商賈之數’，即減少從事工商的人數，來發展農業。他們的‘抑工商’只在於抑制工商人數的過快發展，而並非抑制工商業本身的發展。因此，這種‘抑工商’的思想，是生產力發展水平比較低的產物，是符合國民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的。只有到生產力發展至一定程度，‘抑工商’才成為一種保守的思想。”

黃崇嘏總算找到一個可以開口的機會，問道：“那麼，右相之所以選擇農商並舉，莫不是認為如今，這‘生產力’便已經發展到了必要的程度了？”

李曜哈哈一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