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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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樣說，大致上倒也沒錯，只是細節上還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抑工商’作為一種治國國策而不是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或‘觀念’，在我大唐以前的歷朝歷代中，幾乎無一例外地成為一種主導政策得到貫徹和執行。秦統一後實行‘上農除末’的政策。漢代則把抑商政策推到極致，朝廷著令規定‘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為吏。’魏晉時期，朝廷從政策上抑制工商業的發展，‘抑末’發展到‘賤末’，甚至朝廷還頒佈侮辱性的法令，使工商業者‘一是著白履，一是著黑履’。這種抑工商的政策都是針對私人工商業的，而對國營工商業，歷代政府都採取專查、壟斷、均輸、平準的方式加以調控，使其發展，以利於國家財政收支的平衡和特權人物的享樂需要。儘管這種國營工商業效率低下，對農耕生產方式的破壞力很小，但它終究支撐著歷代工商業的延續和發展。因此，某以為在理解抑工商政策時，必須把‘抑私’與‘揚公’區別開來。”

黃崇嘏第一次聽到這種公私分開而論的觀點，不禁覺得新奇。其實這種觀點對於生活在國有、私有並行發展時期中國的李曜來說，就太尋常了，什麼“國進民退”、“國退民進”的爭論，在他穿越之前的中國，不知道爭論了多少年。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李曜思索著道：“抑工商是一種政策而不是一種影響社會經濟生活的觀念或思潮，因而帶有公開的強制性，它只會對某一朝代、某一時期的經濟發展具有影響力，而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力則比較小。相反，重視工商業的發展作為一種觀念或思潮，卻始終在歷朝歷代社會中潛意識地發展著，甚至成為支配百姓的一種思想意識……某曾經細細思量，為什麼這麼多年過去，抑工商作為國策而工商卻屢抑不止，且代有發展，原因就在於此。漢時晁錯就曾意識到這一點，他嗟嘆道：‘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他的這句話道出了一個真理：即‘君主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得不服從經濟條件，並且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係的要求而已。’這也表明，歷代皇帝或者朝廷人為地制定的一些政策，雖然能起作用於一時，但時代的潮流是不可阻擋的。”

黃崇嘏吃了一驚，又奇道：“方才那句話，就是‘君主們……”那句，怎的聽來這般怪異？”

李曜笑著擺手：“那是極西之地某國一位賢者的話，乃是譯文，因此聽來有些怪異。”

黃崇嘏點點頭，卻仍問：“可右相剛才這話，仍未回答某之前那個問題。”

李曜哈哈一笑：“你倒是執著得很，不過也好，治學當嚴謹，求真須執著。”

他略微頓了一頓，組織了一下語言，道：“我大唐仍然把‘抑工商’作為國策。開國之初，為了恢復戰亂後遭到破壞的經濟，朝廷對於商賈所進行的商業活動，在時間、空間等方面都有嚴格的限制和控制，商賈被稱為‘賊類’、‘雜類’。法律規定：‘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高宗時，‘禁工商不得乘馬’，‘有市籍者不得官，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亦不得官。’還規定工商雜類人口只准穿白衣。不許商賈人仕，同時亦不準有官階的人入市，以表示對商人的貶抑。如貞觀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入市’。‘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上，素自執工商家，專其業，皆不得入市’。就是到了以後，一些士流仍堅持‘工商之子不當仕’的原則，朝廷還利用經濟措施，抑制工商業的發展。武德元年，朝廷按資產定戶徵收戶稅，商賈等級即被列為上等戶。代宗大曆四年，敕令更對商賈加稅二等。安史之亂後，朝廷財政上捉襟見肘，在江淮、蜀漢等地大肆掠奪富商，所有‘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