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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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六月乙酉下詔，將大契丹國的短期發展戰略概括為“兩事”，遂定下先平漠北和渤海之策。當日阿保機親率大軍出征漠北，十月即平之。天贊四年十二月，他再度親征，兵鋒指向了渤海。

為了保證渤海一役的成功，出兵前阿保機假意與後唐修好。《五代會要》載同光三年（925，遼天贊四年）五月，“（契丹）遣使拽鹿孟等來貢方物”。天顯元年渤海定後，阿保機“以平渤海遣使報唐”。而後唐方面也表現出了善意，是年六月，唐明宗篡嗣後“遣姚坤以國哀告”。

史籍中詳細記錄了姚坤與阿保機的對話，對於我們理解阿保機之政治雄心意義重大。《舊五代史》載：

阿保機先問曰：“聞爾漢土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兇問至矣。河北總管令公……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阿保機號咷，聲淚俱發，曰：“我與河東先世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吾兒也。近聞漢地兵亂，點得甲馬五萬騎，比欲自往洛陽救助我兒，又緣渤海未下，我兒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又曰：“我兒既殂，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其子突欲（即皇太子耶律倍）在側……因引《左氏》牽牛蹊田之說以折坤，坤曰：“應天順人，不同匹夫之義，只如天皇王初領國事，豈是強取之耶！”阿保機因曰：“理當如此，我漢國兒子致有此難，我知之矣。聞此兒有宮婢二千，樂官千人，終日放鷹走狗，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得天下皆怒。我自聞如斯，常憂傾覆，一月前已有人來報，知我兒有事，我便舉家斷酒，解放鷹犬，休罷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千人，非公宴未嘗妄舉。我若所為似我兒，亦應不能持久矣，從此願以為戒。”又曰：“漢國兒與我雖父子，亦曾彼此讎掣，俱有噁心，與爾今天子彼此無惡，足得歡好。爾先覆命，我續將馬三萬騎至幽、鎮以南，與爾家天子面為盟約。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更不復侵汝漢界。”又問：“漢家收得西川，信不？”坤曰：“去年……收下東西兩川……”阿保機忻然曰：“聞西川有劍閣，兵馬從何過得？”……阿保機善漢語，謂坤曰：“吾解漢語，歷口不敢言，懼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

這一記載中，最讓人驚訝的是阿保機對中原政局乃至山川形勢的瞭解和關注。姚坤此行係為莊宗告哀，但“一月前已有人來報”，說明阿保機對漢地局勢的瞭解絕非侷限於中原王朝之來使，很可能他有意識散佈耳目，收羅資訊。更有甚者，他很關心後唐滅前蜀這樣與契丹並無直接關聯的大事，甚至還知道劍閣之險。很顯然，他對中原的關注絕非一個甘於偏處一隅、目光短淺的“蠻”族所能有。相反，所謂“欲自往洛陽”，又謂明宗繼位“當合取我商量”，阿保機在對話中處處表現出欲入主中原的雄心。在得知莊宗被弒後，“便舉家斷酒，解放鷹犬，休罷樂官”，謂“我若所為似我兒，亦應不能持久矣，從此願以為戒”，說明阿保機在心目中並不以北族君主自居，而是以中原皇帝的標準要求自己。更重要的是，此時渤海已平，太祖要後唐要求幽州，表明他的下一目標即是南下中原。雖然阿保機表示他非欲直接統治漢地，而是準備透過漢人實行間接管理（“令漢兒把捉”），但這很可能系其詭詐之辭，一方面是為緣飾自己的無理要求，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為了籠絡手下的漢人將領。同樣的事情在太宗朝也發生過，太宗曾分別許立趙延壽及杜重威為帝，但滅晉後並沒有實踐諾言。

阿保機與姚坤的對話表明，滅渤海後阿保機已決意南下，其最終目標是問鼎中原。事實上，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論證太祖志在中原。上面已經提到，阿保機崛起的時代，不僅中原板蕩，漠北也不存在統一強大的的遊牧政權。也就是說，在契丹建國初，擺在太祖面前，有兩條發展道路可供選擇，要麼南下中原，要麼進據漠北。但阿保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