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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機採用漢地王朝的禮儀模式,來論證君主權力合法性的一種手段。
同樣表明阿保機漢化傾向的第二件大事是神冊三年五月,阿保機“詔建孔子廟、佛寺、道觀”。值得注意的是,孔廟列在了佛寺和道觀之前。神冊四年,阿保機“謁孔子廟,命皇后、皇太子分謁寺觀”。這就說明,神冊三年詔中的次序含有深意。《義宗倍傳》記載了這份詔書背後的決策過程:
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所謂“佛非中國教”,正毫無保留地說明阿保機心目中的模仿物件正是中原王朝。神冊四年,他親自去孔廟祭奠,同樣表明了他的態度。
以上討論說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阿保機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漢式國家。與此同時,契丹權力中樞逐漸形成了一個以韓延徽、康默記與韓知古為首的漢人幕僚群體,而且阿保機重用的契丹貴族中也多有漢化頗深者。那麼,在其心目中,大契丹國的疆域是否應當包括中原呢?這一點非常重要,而要弄清這一點,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阿保機稱帝后針對漢地的軍事行動。
神冊元年前,契丹南侵僅以擄掠為目的,攻破漢地城邑後隨即退走。但神冊元年,契丹對漢地政策則有一個重大轉變。《遼史·太祖紀上》載:
(神冊元年)八月,拔朔州……十一月,攻蔚、新、武、媯、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盡有其地。遂改武州為歸化州,媯州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討司,選有功者領之。其圍蔚州,敵樓無故自壞,眾軍大噪乘之,不逾時而破。時梁及吳越二使皆在焉,詔引環城觀之,因賜滕彥休名曰述呂。
這是史料中契丹改變其擄掠政策,試圖佔領統制漢地的最早記載。同樣能說明阿保機雄心的,是他在梁和吳越二使前誇耀自己成就的舉動。據《太祖紀上》,神冊元年四月“甲辰,梁遣郎公遠來賀”,“六月庚寅,吳越王遣滕彥休來貢”。我們注意到,梁乾化二年之後阿保機不再朝梁,至此已近四個年頭。此時後梁大將楊師厚已歿,梁軍在與晉軍的交鋒中連戰連敗,軍事形勢非常不利。郎公遠此來,可能系梁末帝主動拉攏契丹,試圖建立針對李晉的同盟。刻意引中原二使,尤其是自稱承唐之正朔、阿保機曾求封冊的梁之來使,在契丹攻破之蔚州“環城觀之”,讓人可以揣摩到阿保機的不臣之心。
但神冊元年攻下山北諸州後,契丹並未能據守。翌年又圍幽州,經歷了長達四個月的攻堅戰,在李存勖的援軍到來後幽州圍解。因此,神冊初年阿保機在漢地的軍事進展並不順利。可能是因為這個緣故,太祖將視線投向了遼東地區,開始重點經營遼陽。神冊三年十二月,阿保機“幸遼陽故城”。神冊四年二月,“修遼陽故城,以漢民、渤海戶實之,改為東平郡,置防禦使”。同年五月,阿保機“至自東平郡”。在半年時間內,他至少兩度來到遼東,說明了對這一地區的重視。無風以為,阿保機對遼東的經營是其在針對漢地的軍事行動不順利的情況下作出的選擇,但同樣意味著他對農耕地區的重視,也應當在漢化的大背景下考慮。
阿保機針對中原的另一次大型軍事行動,發生於神冊六年至天贊元年(922)間。其時鎮州張文禮和定州王處直受到河東李存勖的軍事威脅,遂引契丹入援。阿保機南下之初,進展順利,攻破涿州,挺進定州,這時李存勖已親率大軍趕至,雙方在定州附近大戰。李存勖一度被圍,形勢十分危急,最終血戰突圍,契丹軍遂退。這次南侵也以失敗告終。
定州之敗給了阿保機一個很深的教訓,讓他冷靜下來,再次思考南下的策略。深思熟慮之後,他轉變主攻方向,在天贊三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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