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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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開平二年（908，即阿保機稱可汗第二年）阿保機遣使至梁求冊封事雖不見《遼史》，但除上引《新五代史》外，又見於《五代會要》、《舊五代史》、《冊府元龜》及《資治通鑑》，當無可疑。不過，由於他並沒有興兵攻晉，封冊一事就此作罷。但梁乾化二年（912）之前，阿保機與朱梁仍有較多來往。同時，他也並未與河東李氏決裂。據《遼史》，遼太祖二年正月，李克用卒後，阿保機“遣使弔慰”。而據《舊五代史》，其時潞州將被梁兵攻破，危在旦夕之際，李存勖向阿保機求救，阿保機“答其使曰：‘我與先王為兄弟，兒即吾兒也，寧有父不助子耶？’許出師。會潞平而止”。“許出師”云云，疑是敷衍之語，不過這也說明他認識到朱全忠雖能廢唐帝而自立，但恐尚無能力統一中原，因此仍然選擇依違二者之間。

梁乾化二年後，史料中再也見不到阿保機遣使赴梁的記載。同時，我們也看不到他與河東有何聯絡，因此這並不意味著阿保機轉而臣服李氏。這是為什麼呢？朱梁自立國之日起就與沙陀李氏連年交兵，乾化元年柏鄉大敗後一直處於劣勢。乾化二年，梁太祖為次子所弒，朱梁陷入內亂，其前景更為陰暗。但同時，河東李氏也還沒有能力在這場紛爭中取得絕對優勢，中原形勢可謂一片混亂。阿保機乾化二年後既不朝梁也不聘晉，不僅反映出他可能一直密切追蹤中原局勢的發展，而且暗示他可能已有稱帝的念頭。

但此時阿保機稱帝的時機還未成熟，契丹內部挑戰其權威的還大有人在，其可汗之位並不穩固。太祖五年至七年，阿保機諸弟三次叛亂，他的政治前途險象環生。太祖七年諸弟之亂平息後，八年阿保機對異己勢力進行了全面清算。公元916年，阿保機終於邁出了關鍵一步，稱帝建元。對於這一時機的選擇，當然與內亂平定有關。不過，從上文的分析來看，這可能也是因為912年以來朱梁李晉相持不下，中原局勢異常混亂，讓阿保機清楚地看到了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

那麼在阿保機的心目中，他所建立的大契丹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呢？稱帝建元，是在統治者稱號和政權紀年方式這樣關鍵性的禮儀方面模仿漢制。而匈奴、柔然、突厥及回鶻都未稱帝，亦不建元。立長子耶律倍為太子，這是在禮儀和統治者繼承人的制度性安排兩方面採用漢制。此後遼太祖又有進一步的措施。神冊五年，“制契丹大字”。按《五代會要》，“契丹本無文字，唯刻木為信。漢人之陷番者，以隸書之半加減，撰為胡書”。契丹與事者有耶律突呂不及魯不古，據《遼史》其本傳，前者以贊成功“為文班林牙，領國子博士、知制誥”，後者“授林牙、監修國史”。契丹國書的創制，應與王朝政治有關。國子博士、知制誥、監修國史諸職，是中原官名。這些都反映出阿保機的漢化傾向。神冊六年五月，“丙戌朔，詔定法律，正班爵。丙申，詔畫前代直臣像為《招諫圖》，及詔長吏四孟月詢民利病”。此處的“正班爵”尤非虛語，阿保機對其時契丹諸職的品級班列進行了明確規定。事實上，早在他稱可汗期間，就已變現出漢文化對其的影響。太祖七年平叛後，阿保機“次昭烏山，省風俗，見高年，議朝政，定吉凶儀”。遊牧文化素貴壯賤老，所謂“省風俗，見高年”云云，當來自漢地傳統。

神冊年間能體現阿保機漢化傾向的還有兩大事件。一是神冊三年在草原上建立皇都，即後來的上京。遊牧族政權往往並不需要都城，常常只有王庭或牙帳，因為其中央官僚機構和全國性的經濟貿易並不發達。如果單純從行政或經濟角度著眼，神冊三年阿保機還未征服渤海，也還未據有燕雲十六州，而草原上新建的城市不是屬於皇帝私有，就是頭下軍州，契丹完全沒有必要建立像皇都這樣龐大的都城。那麼，阿保機建皇都，就只能從禮儀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說，皇都與稱帝一樣，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