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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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發展的過程，且各地設定時間早晚不一。

一方面，雖然大唐的官市是在地方州縣治所以上，但直到唐中期，唐廷對各地市場的設定仍然有相當的限制。據中宗李顯景龍元年十一月敕：“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除非在特殊情況下如“車駕行幸處”才可以“於頓側立市，官差一人權檢校市事”。

據此，李曜認為後者不過是一種臨時市場，且帶有施恩優惠的特點。唐中宗即位後的百餘年正是人們通常認為的盛唐時期，是唐代商品經濟進入一個發展迅速的階段。

但從這條資料看，至少在公元八世紀初時，也就是建唐近百年時，唐廷對地方市場設定是有嚴格規定的。這就顯示出那一時期大唐縣級以上市場的分佈密度、數量和發展水平都是有侷限的。

當然，王摶的這個話，反倒讓李曜可以反觀到，或說感受到大唐社會的發展，看到一種新的社會現象正在出現或說蔓延開來，即大唐越來越多的州縣以外的市場開始出現，它迫使朝廷需要以政令的形式去規範那些活躍於社會表層之下、且日益發展起來的新興市場。

另一方面，至公元九世紀初時，在州縣以上地方市場發展的同時(一般認為唐朝已經處於商品經濟活躍發展的時期)，地方市場的管理卻表現出與之不大相稱的現象，即市場管理似乎仍處於調整狀態，也就是朝廷對於縣級以上市場是否必須設定“市令”這一點並不確定。

按照王摶此前的說法，大唐對“市令”的職責有明確規定，京都市令的職責如前所述，而對地方市令也有相應規定，如“大都督府市令一人，掌市內交易，禁察非偽，通判市事”，仍然具有市場總管的特點。對其官階也明確劃定，大、中、下都督府以及上、中州的市令，官階均為“從九品上”；下州市令為“從九品下”。

據王摶表示，憲宗元和六年時，全國大約有“三百郡，一千四百餘縣”。結合前面提到的中宗時期對州、縣以上設市的規定以及大唐商業發展速度看，大唐“市”的數量肯定是超過這個數字了。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市令”卻仍然是在州級以上地方市場中才能設定，也就是說，在元和六年時，唐代的“市令”數量不過300左右。

由於李曜明確表示對市集發展的重視，且其所問之事即便王摶這等能臣也無法只由記憶來回答，因此在查閱卷宗之後，才告訴李曜：大唐大、中、下都督府以及上、中、下州等市場都設有“市令”，不過地方“市令”設定在行政層級上和時間上有區別，“市令”在縣一級市場中的設定更晚。中書省的資料顯示，大唐州縣地方的“市令”官首先在上州和都督府中設定，近百年時才在縣級市場中逐漸固定下來，並且，仍然有興廢之變動。

王摶翻遍中書省，總算找出結論，據記載，大約在武則天垂拱三年(公元687)二月，“上州置市令”。同年十二月，朝廷又允許“三輔”、“四大都督府”等衝要地區，以及4萬戶以上州等地調整或補充市令等官員。這是大唐較早的、在地方市場中專設“市令”的一則資料。隨唐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是在上州有“市令”，即使中、下縣地方的市中也有了市令。由於官員增多，俸祿加大，政府財政支出龐大，故憲宗元和年間宰相李吉甫曾經奏請裁撤官員。至元和六年(公元811)九月時，吏部裁減合併地方808個職員，其中明確規定“中、下縣丞，市令一例停減”。

這一裁員的史實表示，至少到元和年間，中、下縣等地方市場已經有了“市令”的設定。更為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公元811年已經裁撤了中下縣中的“市令”，但在40年後，即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時，朝廷又恢復了中縣的市令，並明確規定“中縣，戶滿三千以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而“不滿三千戶以上者，並不得置市官。若要路須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