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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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職責。

據王摶的介紹，這種以“市令”“丞”等掌百姓交易、均平物價、規範市場等職事，可以追溯至先秦市制中的市官——司市。先秦的“司市”為市官之長，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之責。其所統領的市官各份其責，有掌平定物價的質人，有專收市肆屋舍等稅的廛人，有在市肆中領導眾胥的胥師，有定物價的賈師，有負責治安、防止暴亂的司虣，有專門稽查不按時去留之人的司稽，以及掌管市稅徵收的泉府等等。根據這一說法，李曜便很清楚，這種以司市為主管的市官體系說明市場管理較為完備，所以這種“直管模式”也就多為後代所繼承，一直到大唐。

王摶學識淵博，又告訴李曜，說“市令”一詞，大約初見於《周禮》，如“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這裡的“市令”，當然是指市場的相關法令而非官員之名。大約在春秋楚莊王時期，有了作為市場管理官員——“市令”的叫法；王莽時期有“長安東、西市令”，在成都等大城市有“市長”，後又改稱“司市”等等。魏晉南北朝也多有“市令”。至隋朝，“市令”成為太府卿的屬下。雖然各朝的市官叫法時有差異，但基本都是履行先秦市場總長官“司市”的職責。唐承隋制，仍以“市令”為市場的管理者，但其設定卻隨市場向縱深方向發展而有所變化，一是數量增多，一是隨市場有層級差別而“市令”也開始具有行政層級特點。

王摶當時見李曜對市集制度似乎頗有興趣，便繼續為李曜介紹，告訴他大唐的市場管理可分為幾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對兩京市場的管理。所以朝廷設有“太府寺”，長官太府卿“掌邦國財貨，總京師四市、平準、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屬；舉其綱目，修其職務”。又有“太府少卿”為副職，專“以二法平物(一曰度量，二曰權衡)；凡四方之貢賦，百官之俸秩，謹其出納而為之節制焉。凡祭祀則供其幣”。

由於太府寺所掌邦國財貨、四方貢賦皆屬於國家財政的重頭，所以其長官地位高，如所置太府卿一人，官為從三品；少卿二人，官為從四品上，責權重大。但是，對市場交換等事務的具體管理則是由其下屬機構“市署”及其屬官“市令”、“丞”等完成的。

在唐兩京——長安和洛陽，“太府寺”下設有“兩京都市署”和“平準署”等機構作為都城市場管理的職能部門，其長官皆稱為“令”，即京都市令和平準令；副職日“丞”。前者掌管民間物貨交易，後者負責官府物貨的交易。“兩京都市署”是全國最發達的市場——長安東、西兩市和東都洛陽南、北兩市的直接管理機構，長官“令”、“丞”是管理兩京市場的實質性人物。

王摶道：“京都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為之貳。凡建標立候，陳肆辨物，以二物平市(謂秤以格，鬥以槩)，以三賈均市(賈有上中下之差)”。由於京城東西兩市是萬眾交易之地，事務繁雜，故所設市令官一人，其官位為從六品上；丞各二人，官位正八品上。這時候的一個畿縣縣令就為“正六品下”官員，也就是說，掌管一個市場的“京都市令”地位與畿縣縣令相近。在京都令、丞以下還設有錄事、府、史、典事、掌固等吏員，做具體事務。“平準署”作為專管官府市易的機構，唐承隋制“隸太府”，設“令二人，丞四人掌官市易”。“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則以時出貨”，凡沒官之物亦由它出售。由於平準署所管的物貨交易較為單一，故其令、丞的地位不如“市令”：平準令，從七品下；丞，從八品下，其下也有錄事、府、史、監事、典事、賈人、掌固等隨員。

第二層次的市場管理主要針對那些分佈在全國各地州、縣治所的市，且有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其一，雖然州縣以上設市，但只有層次較高的市場才有“市令”官；一些地方市場的管理由地方官兼管。其二，州縣地方“市令”官的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