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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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皇帝個人專制和宰相集體議決的矛盾問題。按說在封建專制時代，皇帝實行專制獨裁，“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乃是天經地義。但從秦漢以來，就有“廷議”制度，至唐代，又建立起政事堂宰相集體議決的中央最高權力機構。君主專制獨裁與宰相集體議決，看上去是兩個相對立的制度，竟能統一於一個封建的中央政權之中，這似乎不可理解。

但是，李曜作為後人，深深地知道歷史上一切制度，都不會憑空地產生，制度的背後，都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和歷史的背景和根源。政事堂制度既然是封建國家發展到繁榮鼎盛時期所形成的國家最高權力機構，那麼要解釋它的產生與發展，對於李曜這個“深受共產主義薰陶多年”的人來說，自然不能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舍此而求諸於唐太宗個人的政治作風，乃是捨本求末之法，不可能得出正確的回答，也不可能完全正確地認識政事堂制度。

他想到當年單位遣送進修的時候，學到過恩格斯的一個觀點：

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象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勿寧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個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

根據恩格斯的科學論斷，李曜在心中剖析了一下政事堂制度的產生與形成的歷史過程，他覺得，皇權與相權的矛盾，始終是封建專制主義政體中牽動全域性的核心問題。毫無疑問，皇權與相權的矛盾與鬥爭，也是整個封建社會階級鬥爭的一個方面。

歷史表明，唐初三省分權，使相職一分為三，互相牽制，目的是為了便於皇帝控制。不久，中書出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直接影響到皇帝詔令的貫徹，於是太宗皇帝提高了政事堂的地位，使三省配合更加密切，連為一體，進一步加強了皇權。

高宗以後，律以“平章事”、“同三品”等銜行宰相事，參加政事堂議決軍國大政，品位不高，易於控制。至於從門下省遷政事堂到中書省，抑門下之勢，張中書之權，其用意在加強皇權尤為明顯。

開元中，閤中書門下為一體，另設五房辦事，高高凌駕於相府之上，而原來的中書門下省機構名稱雖存，殆成閒所矣！從政事堂制度形成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皇權與相權的矛盾及其分合應變的鬥爭現實，可知皇帝利用政事堂這個權力舞臺，其目的是要在更大範圍內，更有效地集中統治階級的意志，把君主個人專制與宰相集體議決這種對立面的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從而更加強化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

從政事堂制度形成過程中，李曜還看出，其實皇帝正是為了使他們“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消滅，“就需要有一個表面上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於是，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政事堂，便從控制矛盾與衝突的“需要中產生”。

那如果再從皇權專制制度本身來看呢？皇位繼承製度是專制獨裁的皇統得以延續二千餘年的命根子。“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預立太子的皇位繼承製度，其本身就必然帶來一個無法克服的弊病，就是皇帝英明決斷雄才大略者極少，多數是中主以下，及至幼主孱君。歷史的經驗表明，在中國的封建社會，每遇幼主孱君、昏君在位時，母后擅權，外戚橫行，宦官禍亂，便成為皇帝專制制度的副產品。當此之時，政局動盪，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