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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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禍亂必然接踵而來。如何緩和這種矛盾與衝突呢？也許是歷代皇朝在其統治的過程中，逐步認識到，建立起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特別是建立強有力的最高決策機構，作為皇帝專制統治的權力輔弼，是緩和政局動盪，防止篡奪禍亂的一項根本國策。唐代至今[指李曜現在這個時期]近三百年的政治史，充分表明了這一點。比如以唐初兩次權力危機來看：

第一次權力危機是“玄武門之變”。李世民殺太子建成及其弟元吉，逼其父高祖李淵下臺，登基即位，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唐太宗。他之所以著名，是因為他的上臺，改變了武德年間綱紀紊亂的局面，出現了封建社會少有的“貞觀之治”。“貞觀之治”之所以出現，極其重要的一條原因，是太宗整頓了國家機構，改革了各項政治制度，建立起“皇權專制——三省分權——政事堂集議”三者結合的中央集權新體制，極大地加強了中央集權。《貞觀政要》卷一《政體》篇，記載太宗和大臣們透過總結歷史經驗，討論政體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其中說：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恆恐群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是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若詔敕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太宗皇帝的兩段議論，關於皇帝個人與中書門下、政府百司之間的關係，論述得何其精采，又何等深刻！他把君主個人專制和宰相集體論執的“須合變通”，對立統一的必要，說得清清楚楚。歷來人們引用這兩段文字的很多，但很少有人把這些議論提高到國家政體上去認識的。《貞觀政要》的編者吳兢確有卓識，他是把這些對話放在《政體》中加以考察的。

李曜一直覺得後世的歷史研究有一個很大的偏向，就是偏重於人事，而忽視制度。在他穿越的前些年，寫唐太宗個人政治作風的文章很多，也都不免於這個偏向。而他本人是學法律出身，關注制度遠遠超過關注個人。

其實，太宗皇帝也很看重製度。他認識到相權對君權的制約及其作用，因而能以政事堂為舞臺，導演出有聲有色的“貞觀之治”。

第二次權力危機是武則天篡權。武則天從高宗永徽五年入宮，到載初元年九月九日即位做皇帝，經過三十六年的慘淡經營，透過一條陰險狡詐、血腥殘忍的道路，造成中央政權幾度危機，然而因為有政事堂制度的制約作用，遂使得國家政治和社會經濟仍能穩定地向上升的趨勢發展和前進。

武則天在位二十一年，先後用宰相七十六人，被殺者十四，被流者十，被貶者十九人，仍然出現一大批直臣名相，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在政事堂制度許可的範圍之內，武則天的專橫不得不受到制約。如果沒有中國特有的皇帝制度，沒有母后攝政的合法慣例，武則天上臺做皇帝是根本不可能的；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