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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基礎。在北方少數民族佔領北方地區之後,東南政權大多能整合南方社會,統一江南半壁江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不過,這裡面還存在一個喬遷勢力與當地勢力結合的問題。孫吳立國江東,乃是淮泗集團與江東大族合流的產物;晉室南遷,也是中原王、謝、庾、桓等大族與當地顧、賀等望族相結合,才在江東立穩足跟。
自晉室南遷,中原士族和百姓紛紛避難江東,將中原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帶入江東,東晉南朝保據江南,抗衡北方數百年,喬遷士族是一個重要的穩定性因素。隨著女真和蒙古先後入主中原,趙宋王朝再度南遷,東南再次成為中原社會政治文化的薈萃之地。流風所披,影響深遠。明清及近代,東南人物之盛,令人矚目。
喬遷政權帶有這些優勢,但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歷史上,立足東南的政權多以北伐、收復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立足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而很少能統一天下,僅明朝朱元璋為一例外,這便是跟喬遷政權的這種特性有關。
但楊行密的淮南集團實際上並不是喬遷政權,少了一些優勢,好在也同時少了某些劣勢,勉強算是優劣參半吧。不過他的淮南集團在地理防禦上,優勢卻比較大,這源於他並非從長江以南起家,而是直接在江北起家,直到現在,其勢力已經包括整條淮河,若能再往北推進,便囊括了徐蚌地區。
為何說這是一個優勢?因為整個東南的防禦格局,是一個以長江和淮河為依託的多層次的防禦體系。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多以建康——即後世南京為政治重心。建康作為江南都會實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其據險臨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荊襄,東接三吳,北面兩淮。巴蜀、荊襄足以屏護上游;三吳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援;兩淮地區為攻守進退之所,以攻以守,皆當以建康為根本。
建康本身“前據大江,南臨重嶺,憑高據深,形勢獨勝。”古代南京城周圍山丘很多,如鐘山、覆舟山、幕府山。孫吳最初建都於此,諸葛亮稱“金陵,鐘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晉室南遷,亦建都於此,其後,宋、齊、梁、陳頻繁嬗代,但都不改舊轍;梁代經歷“侯景之亂”後,改都江陵,但很快亡於西魏。五代十國中的南唐也建都於此;明統一全國後,也定都於此,後雖遷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為陪都。在近代,南京還作過太平天國和中華民國的都城。
南方賴以對抗北方,主要是依託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
長江縱貫東西,延綿數千裡,再加上其支流,將一片遼闊的地域聯絡起來。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東連吳越,上下游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阻擋北方鐵騎衝擊的天塹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孫吳,兵至廣陵,面對長江,不得不感嘆:“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次年,魏主再次大舉伐吳,見江水波濤洶湧,又感嘆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兩次親征,都只得引兵退還。苻堅伐晉,以為自己擁兵百萬,“投鞭於江,足以斷流”,但終不能越長江而滅晉。
而淮河則與長江相表裡,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顧祖禹總結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長淮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為險,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可復保矣。”如果說長江的防禦是純被動的,那麼,淮河則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意義。南方對抗北方,以守而言,則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廣大地區作為縱深;以攻而言,則出淮北可以進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於淮北,特別是泗水,稍經開鑿,即能連通黃河,從而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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