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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緩衝北方鐵騎的衝擊力。從阻擋北方鐵騎的衝力上來說,長江確是難以逾越的天塹。南方可以利用這些江河水道,構築軍事據點,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發揮自己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在整個南方地區,沒有哪個地區能象東南這樣有這麼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溼熱,北方人、畜皆不適應。這樣,北方勢力若越過淮河繼續向南深入,便會面臨氣候和環境上的巨大困難,而發現自己陷入了棄其所長、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再有就是,東南地區的經濟條件也比較好。長江下游太湖地區就是一個富裕的經濟區,人煙稠密。西漢時,吳王劉濞便以“鑄山煮海,國用富饒”,憑雄厚的經濟實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馬遷描述當時經濟形勢,稱“吳,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江南的開發本來相對晚於北方,但北方的歷次動盪都會導致大量的流民南遷,流民將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往南方,促進了江南的開發和江南經濟的發展。這一條,包括此前黃巢之亂,雖然它是流動作戰,但最終也有同樣的影響。
東漢後期的動盪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遷高峰,“永嘉之亂”後,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遷。北方流民陸續南遷,促進了東南地區經濟的發展。到南朝劉宋時,在《禹貢》中被稱為“厥田下下”的揚州已呈現出相當繁華的景象。南朝沈約曾敘述江南地區經濟的繁榮,感嘆:“江南之為國盛矣!”他稱讚會稽一帶“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土地,畝值一金,(關中的)雩、杜之間,不能比也。”稱讚揚州“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
劉宋大明年間,揚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數倍,僅會稽一郡的人口即能與當時的荊、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時期,東南財賦為關中所倚重,揚州之富庶,常甲天下,當時號為“揚一益二”。隋開大運河、唐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其後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經濟上亦仰仗東南,重新開鑿的大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東南江河水道眾多,交通運輸方便,匱乏之物,也易於得到補充,再加上海運,其交通貿易的範圍就更廣泛了。這些條件為東南的政治、軍事地位提供了經濟基礎。
另外與現代通常意義上的“江南文弱”不同的是,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這也是立足東南的政權可以憑恃的條件。《漢書》地理志載東南風俗雲“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春秋時的吳越能與齊晉等中原大國爭霸、項羽率八千江東子弟而令秦人喪膽,都得益於東南地區勁勇好武的民風。《隋書》地理志述東南民風,謂淮南一帶“人性並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此則其舊風也。自平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於禮。”京口一帶“其人本並習戰,號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為鬥力之戲,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浙東及江西一帶亦頗與之同。其中又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歷代流民流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潛在的武裝力量。東晉時謝玄、劉裕曾率以屢破北方強敵的北府兵即是這種力量的顯示,楊行密麾下兵力不如朱溫,卻照樣能征慣戰,也未嘗沒有這一原因在內。
楊行密之所以心底裡有“南朝國中之國”的構想,其實也是這些年漸漸讀史之後產生的心思。他發現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而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當然他讀史不深,不知道這跟東南政權的社會基礎也有很大關係。
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權喬遷東南之後,中原先進的社會政治文化遂構成其統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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