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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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惰之業”。這種“重農抑商”思想可以說是貫徹於整個封建唐朝最高統治者的主導行動中的。代宗大曆初詔令更對商賈加稅二等，從他們的戶等即可知國家對其科責很重，商賈的差科當推於前列。

對商業實行強力控制最重要的手段，是中國特有的官商、官辦手工業制度。這種制度既可以使統一大國內部必要的商品交換得到滿足，又不致失去對商品經濟的控制、壟斷。但是安史之亂後，朝廷財政上捉襟見肘，窘困之極，遂在江淮、蜀漢等地大肆掠奪富商。政府和地方長官不僅對商賈在諸道津要地方透過的財貨課稅，並對他們的買賣也加以課稅，甚至稅及死者，商賈受到嚴重苛剝。兩稅法實行之初，法令規定：“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第二年又“以軍興，十一而稅商”，而社會普遍需要的如鹽、茶、酒等物品，均由國家集中經營管理或實行專賣，限制商賈獲利。而唐自貞元以來的“宮市”之猶，對商賈危害更大，使其受到勒索，搶-劫的情形十分嚴重。

朝廷對商賈在經濟上的橫加掠奪和政治上的肆意壓迫，使他們的經濟力量，很難有任何保障，甚至連富商大賈有時也不能倖免。如玄宗開元中，沒收京兆富商任令方資財六十萬貫，唐末富甲廣陵的大賈周師儒，後也被封建官吏迫害得傾家蕩產，悽慘不堪。因而商賈和朝廷及地方長官存在著尖銳、複雜的矛盾。而中唐以後的政府為確保其利益，更對私販鹽、茶者以極刑懲辦。販賣私鹽兩石以上就要處死；私賣菜“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私酤酒者竟要連累數家，沒收財產。由此造成這些眾多私販的極大反感，進行武裝走私和朝廷對抗，併成為唐末農民大起義隊伍中的一直重要力量。最出名的，當然是黃巢、王仙芝，彼等均為私鹽販出身，他們的積極反唐，與朝廷的抑商政策也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唐廷的“重農抑商”思想和政策，在唐前期，對鞏固封建制度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隨著中唐以後經濟的發展，由於消極作用的日益增加而露出破綻，而且封建制度的許多致命弱點也決定其不可能從根本上來長期抑制商業勢力。從安史之亂後國家不論是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還是官府直接經營工商所得的收入均為政府所重視的情況來看，由於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發展，商人的數量和其經濟力量有迅速的增長。因此，朝廷出於財政的、社會的、政治的等方面的利害關係，在很多情況下還給予商人以種種優待和保護。也就是說，朝廷一方面要對不利於自己經濟基礎的因素加以消極的限制，另一方面還必須為自己的經濟基礎的鞏固和發展作出積極的努力。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繁盛時期，社會生產力水平的大提高為商業的繁榮開拓了較前朝更為廣闊的前景。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在農業方面，最重要的農具耕犁，由直轅改為曲轅。尤其是創用犁評和犁箭，可隨意調節耕地深淺，大大提高了耕地效率，並得到普遍的推行；其次，得到廣泛使用的利用水力轉動的筒車和機汲水車，也是這一時期的傑出創造，不但省時省力，且可日夜轉動，灌溉功能極著。

其次，在手工業上，所造載重萬石以上大船是司空見慣的。德宗時，荊南節度使發明了疾馳如飛的腳踏船。同時，制瓷業也有所發展，製出的白瓷如銀如雪，青瓷類玉類冰，並由於瓷器生產的普通和技術的精巧而取代金銀器，日益得到人們的喜愛和提倡。在金銀器的製造上，已發明了以手搖足踩為動力的金屬切削車床。後世在西安發現的許多精美的各類銅鏡，顯示了銅鏡製作的高超技藝。而從敦煌千佛洞、阿斯塔那墓中發現的大量絲織品，其品種花紋之多，色彩之絢麗等，都充分反映了當時織造、印染等方面的工藝已有相當的發展。南方造紙業的興起也是手工業重大成就之一，造紙原料大為增加，紙的品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