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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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技術均多而且精巧，名紙有剡縣藤苔箋、金花箋、六和箋、竹箋、滑薄及繭紙等數十種之多，說明造紙技術走向新的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的另一個顯著標志是：生產的地方性日益增強，產生了許多專業化的生產區域。以造船、紡織、皮革和金銀製造為中心的揚州；成都以造紙、紡織、製鹽和金銀器皿等而著稱；以絲織品質量和數量著稱的定州、越州；冶煉為主的萊蕪、兗州；鹽茶產區的江淮一帶等等。這加強了生產商品的傾向，出現了一些經營規模較大、為市場而生產的作坊；而兩京及一些州郡為數不少的行會的出現，如鐵行、靴行、布行、藥行、秤行和織錦行等等，使大唐的手工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再次，大唐經濟及社會分工的發達，使人們在社會中的相互依賴性增強，尤其是在中唐以後兩稅法的施行，更促使農村廣泛與市場聯絡，造成農產品的商品化。因此，商品的數量和種類明顯增多。當時市場上出現的商品是“凡貨賄之物，侈於用者不可勝記，絲布為衣，麻布為囊，氈帽為蓋，革皮為帶，內丘白瓷甌，端溪柴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此外，如糧食、木材、鹽茶、糖、藥及各類金銀銅器等等有百種之多。由於生產的地方性，技術性和專業化的發展，使商品經濟較前有了明顯的發展，社會中直接生產者的生產社會聯絡，透過商品關係逐漸開闊，手工業者和消費者的直接聯絡漸漸被市場所替代，這使得商賈在社會經濟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

此外，唐王朝建立後，為維護中央集權的政治、經濟利益，曾積極開發水陸交通和運輸，大大便利了商業活動。大唐疆域遼闊，交通發達。曾有記載開元年間陸路交通：“東至宋、汴，西至歧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盈。每店皆有驢貨客來，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至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夜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十里，不持寸刃。長安年間的水運繁盛：“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蜀，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鉅艦，千軸萬艘，交貨往來，昧且永日”。這種南北水陸交通的暢流狀態，就是在許多地方被割據的唐後期仍保持著，如“江淮河朔間，悉有賈客仗其貨賣易往來”，運河水道被人贊為：“今九河之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今為利也博哉”！加上對外海陸交通的發展，使商賈活躍的舞臺更加擴大。這是大唐商業得以日益發展，商賈勢力得以迅速強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後，大唐社會經濟的發展，產品增加，物價便宜，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小商品生產的增加，大小商賈均投售大量商品，使商品貨幣關係逐漸擴大和加強，貨幣需要日增。但是，自武德至乾元初的一百三十多年時間裡，私鑄錢的現象有增無減。錢幣減重和通貨數量的增加，造成物價上漲，為商賈乘機牟取暴利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如玄宗元年九月，諫議大夫楊虛以京中用錢不勝濫惡，貨物踴貴，上疏日：“日中為市，聚天下之貨，而錢無準時的，物價騰踴，乾沒相乘，盈虛失度，又非各得其所矣。帝京三市，人雜五方，淫巧竟馳，侈為成俗。至於商賈積滯，富豪藏鏹，兼併之家歲增儲蓄，貧素之士日有空虛”。商賈豪富大量把持貨幣，從中獲得了豐利。寶應、大曆間，朝廷規定了較為正常的幣值換算和加大鑄錢量，但由於整個社會貨幣流通的需要日益迫切，和兩稅法實行後錢幣比重上升，以及元和以後全國每年鑄錢還不到十萬緡，通貨數量大減，幣價提高，再加上商賈知道銅錢有供不應求的現象，往往積貯現錢，造成了市場上貨幣的經常缺乏和錢重物輕的局面。這又使的商賈操縱物價，買賤賣貴，大獲暴利。而兩稅法，又往往迫使農民減價賣其物品，增價買其沒有的物品，或使農民被迫把農產品投入市場，來換取錢幣，交納賦稅，或借高利貸，“是以商賈大族，乘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