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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頗為驚訝:“他是汴梁鉅富想來不假,可某曾幾何時竟然成了什麼晉陽第一鉅富?”
楊姑娘笑道:“河東軍械監與其說是河東節帥王府所有,只怕還不如說是你李使君所有吧?若是使君以為外間都不知河東軍械監有何等龐大之財力,未免太過小視天下英雄。”
李曜頓時愕然。他並不覺得外間會有明眼人看出河東軍械監之強大,但他從沒料到外間之人居然會認為河東軍械監就是他個人所有的財富!他更料不到的是,這寇思堅所擁有的財富居然能和河東軍械監相提並論!
楊姑娘見李曜第一次露出震驚之色,心中既興奮,又有些疑惑。興奮的是,一直以來自己使用種種手段都難以使之色變,彷彿泰山之崩也難改其色的李正陽終於也有震驚的時候,這說明他的心境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弱點;疑惑的是,李曜對天下大局瞭如指掌,洞徹十方,可似乎對一些眾所周知的事情反而有些缺失,這實在令人詫異。
不過,楊姑娘心中略一衡量,還是解釋道:“河東軍械監之富,天下無人比使君更加清楚,奴家就不多做贅述。只說這寇思堅,他本汴梁豪富之家,昔年朱溫來宣武軍上任,之所以能快速興起,便有寇思堅大力資助之功。朱溫站穩腳跟之後,對他投桃報李,許以河運之利……如今汴梁甚或整個中原地境,但凡在朱溫治下,其財貨流轉,均少不得寇思堅!寇思堅手中有三大商行,分別為船行、米行、布行,幾乎一手壟斷中原水運、糧米、布匹絲綢等生意,坊間號稱‘中州財神’!據說這些年朱溫之所以對山東二朱、徐州時溥長期作戰而猶有餘力,正是因為這中州財神的全力支援……又聽聞,這寇思堅正在遊說汴梁節帥王府,希望掌握鐵器製造與販售生意……李使君,如今你可明白‘寇思堅’三字之涵義了?”
李曜聽了,心中果然大吃一驚,難怪這寇思堅竟能與河東軍械監相提並論,此人所做的買賣,還真是軍械監的一個翻版!唯一的不同就是,軍械監能做鐵器,而寇思堅還不能。但是反過來,寇思堅居然能掌握糧食買賣,這一點軍械監卻沒法在河東掌握住!
李曜心中慨嘆:朱溫啊朱溫,你這個偷鍋賊到底是不懂經濟,還是真有這麼大的魄力?都說中國古代從來都是重農抑商,可他媽經過老子穿越後的瞭解,這晚唐……或者說中唐以後,重農抑商之說簡直就是扯淡啊!
其實李曜這想法,既有道理,也未免偏執。中國封建社會時期的一個重要政策的確是重本抑末,也就是重農抑商。當然,這一政策對保護農業經濟的發展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尤其是在封建社會早期更是如此。但從另一方面看,重農抑商的同時不容許新因素相互結合,相互促進,歷代的“士農工商”,商人排在最後一位,使得社會經濟發展出現了許多不協調。
李唐皇朝當然也繼承了封建傳統的抑商政策。政府對於商賈所進行的商業活動,在時間、空間等方面都有嚴格的限制和控制。而商賈被稱為“賤類”、“雜類”。唐太宗說:“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逾圻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同時在法律上規定:“工商雜類,不得預於士伍”。中唐以後,一些士流仍然堅持著“工商之子不當仕”的原則。可見,商賈在社會政治上受到壓抑、排擠和十分顯然的蔑視。此外,國家對商業活動也管理很嚴。朝廷徵當典當稅,糧食買賣稅“四取其一”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商賈的財產稅,每緡稅二十。甚至死人和蔬菜瓜果過關也要納稅。
唐武德六年(623年)按資產定戶為三等,武德九年改為九等,以戶等徵收戶稅。商賈等級即被列為上等戶。玄宗天寶敕令:“朕聽政之餘,精思治本,意有所得,蔗益於人。且十一而稅,前王令典,農商異宜,舊制猶闕,今欲審其戶等,拯貧乏之人,賦彼商賈,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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