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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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中只有玄宗原來還比較英明，開元之時亦頗思有所作為，可惜不久即沉溺酒色，驕奢淫佚，醉生夢死，天昏地暗，大唐的統治基礎被他斫喪殆盡。其餘更都是逆來順受，忍辱偷生，委曲求全，以苟延殘喘，更談不到施展韜略、有所作為了。就連憲宗，也只是相對多了幾分手腕，而並未有真正的大局意識。其實這種情況，在前後各王朝中，都是不多見的。所以他一直認為，至少在這個方面，唐不僅不能與漢比，甚至不能與被它推翻的隋朝比。

隋雖是一個短命的王朝，前後兩代不過三十七年，但卻為後世建立了不朽的功勳，留下一份為利無窮的寶貴歷史遺產，至今猶在放射著耀眼的光芒——那就是大運河。大運河在全國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所產生的影響之大是無可估量的。而號稱盛世的唐朝，卻舉不出有任何巨大厲史意義的成就。所以，從形式上看，唐朝的疆域比前漢大，是一個威震遐邇的大一統帝國，在原先的歷史上，大唐立國長達二百八十九年，比前漢王朝還多七十五年。然而它的內容卻是空虛的，終唐一代，沒有在這一方面做出有任何歷史意義的重大貢獻，歷屆帝王除一二開國之君外，都是些沒有多大作為的庸碌之輩，既不能為民興利，也不能為民除害，即使問題擺在眼前，也同樣是不聞不問。象這樣的無所作為，在前後歷代王朝中實是少見。

對一向被譽為盛世的唐朝作如此貶抑，並非李曜對這個王朝有什麼成見，相反他是對大唐很有感情的，但也許是愛之深、責之切，因此他見到大唐的弱點之後，就越發希望使之改變，而他的這個觀點，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有充分根據的。

在李曜看來，古代社會里，農業當然是最主要的一個生產部門，所謂經濟是一切社會關係包括政治關係和意識形態的基礎，實際上就是農業在這一切關係中起決定作用。例如“三河”地帶之所以成為中國古代燦爛文化的發祥地，數千百年以來一直是一個統治中心——即所謂“都國諸侯所聚會”、“七十九代之君俱王天下”，就是因為這個地區一直是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中心，農業是決定一切的直接力量。因為農業不僅直接關係著人民大眾的生存，而且也直接關係著“都國諸侯”的存亡，所以一個國家的農業興衰，就直接表現為人民的貧富和國家的安危。

關於農業的這種決定一切的作用，其實古人早就認識得非常清楚，闡述得也非常明確，尤其是戰國時期的各派思想家，都紛紛從不同角度來反覆中論有關這一問題的理論與經驗教訓。比如《管子》裡，就有兩段話：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闢，則城不固……輕地利而求田野之闢，倉凜之實，不可得也。

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慄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主知眾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則戰必不勝，守必不固矣。……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

李曜認為管子說得十分透徹，所謂“田野之闢，倉稟之實”，就是發展農業的兩大目標，也是充實經濟力量和鞏固國家基礎的根本大計。《管子》的後一段文字闡述得更為明確，既然“粟”直接關係著國家人民的命運，自然就不能不把“田野之闢，倉稟之實”作為治國的根本大計。因為“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彼此間的相互關係是如此直接，如此明顯，不容有絲毫疑義。

所謂“田野之闢”，就是充分利用水土資源，擴大灌溉面積，以提高農業生產力，增加土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