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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面積產量。水是農作物的命脈,一個朝代是否注意興修水利,是一個朝代農業能否發達的關鍵。按照李曜在後世課堂上學到的說法來講,由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經濟結構是小農制經濟佔支配地位,一家一戶的小農民都是個體方式的經營,相互之間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以形成一種社會的集體力量,來興建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如開鑿人工渠道,以共同灌溉農田,用以提高土地的生產能力。所以他們只能消極地聽任自然擺佈,所謂靠天吃飯。於是朝廷這個社會上唯一的一種集體力量,就在這方面起著決定性作用。有一個注意興修水利的朝廷,就會出現一個人給家足、經濟繁榮的時代,反之,如果聽任溝渠湮滅,水利不修,其必然來臨的,便是災荒連年,飢謹荐臻,甚至是人相食吠,白骨蔽野。
所以一個王朝對於水利是否給以足夠的關心和重視,是判斷一個主朝興衰隆替的準繩,一個能主動大興水利的王朝,必然是一個田墾、粟多、國富、兵強、戰勝、地廣的王朝。作為一個接受共產主義教育多年的國企幹部,李曜記得馬克思也曾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並作了論述,指出舉辦灌溉或排水的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職責,只不過記不住原話了而已。
不說馬克思,就說從歷史的角度來說,如周、秦、漢都是從偏僻小國發家,其依靠的就是不斷的夯實農業基礎。有農業才有人口,有人口才有士兵,才能考慮對外擴張,這是最簡單的道理。
唐朝是漢以後在關中定都的又一個大一統王朝,雖然它開拓了遼闊的疆域,與前漢帝國的聲威不相上下,但在這個方面,卻是一個基礎薄弱,內容空虛,名不符實的強國。它不重視農田水利,不為人民“通溝讀,畜破池”,以達到五穀豐登,人給家足。漢武帝所說的農天下之本,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的道理,似乎根本不為唐朝的皇帝、百官所理解,絲毫沒有奠立國家根本、強化政權基礎的打算。終唐之一代,沒有興建過大規模的灌溉工程。不修新渠,也不注意保持淚渠,如秦漢時代的鄭白渠,到唐時還能發揮其固有作用,朝廷不僅不加愛惜,王公權貴還肆意破壞。總之唐朝既不開鑿新渠,也不維護舊渠,對開發水利,發展農業,好象與自己完全無關,李曜對此十分惋惜。
好在大唐朝廷雖沒有進行過有計劃的水利開發,但各道州府的地方官吏偶爾還會利用本地區的自然河流,川澤、肢塘修建一些地方性的小渠,或把廢棄埋滅了的古渠故道加以疏浚修整,使之能灌溉附近田疇,這在各道州府中皆不乏其人,如此修建的小渠亦屢見記載,但是地方小渠都是修舊利廢,小修小補,而不是有計劃的水利建設,大都規模狹小,灌溉面積不大,其利不溥,地方上雖能獲得一點收益,但對整個天下農業而言,實在無足輕重。
而且李曜覺得更糟糕的是,唐雖然繼秦、漢之後,亦定都關中,但是唐時的關中已不是秦漢時的關中,因為全國的經濟中心已經南移,關中的自然條件和經濟力量,已不足以支撐作為大一統帝國的政治中心。
首先是關中已經遭受過幾次慘重的破壞,特別是東晉十六國時期的長期破壞,破壞到“關中無復行人”,在“井埋木刊,纖陌夷滅”之後,生態平衡被徹底破壞,水上長期流失,幹早的黃土已經沙化,在土地報酬遞減現象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不斷增加的人口使土地更失去負荷的能力。故當唐在關中建都時,已明顯觀察到關中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早。這是唐在關中建都時首先遇到的一個明顯的不利條件。但是這個不利條件並不是不可改變的,因為關中是黃土高原,土層厚,土質肥沃,如果千早缺水,則風沙淋漫,穎粒無收,一旦有水灌概,仍可畝收一鍾。這樣的事實,都歷歷在目,不僅秦、漢的歷史經驗可資效法,眼前的事例尤足借鑑。
例如玄宗時期的同州刺史姜師度,“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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