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節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到了唐代，中國就出現了產業資本無法在實體經濟領域有效積累的景象。李曜過去沒有仔細思索過唐代的工商業，但自從他出任河東軍械監掌監之後，為了讓做出成效，鞏固和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他才開始認真研究這個時代的工商業。

在他看來，唐代工商資本的四種流向：奢侈消費、交通權貴、土地購買和轉化為高利貸資本。其實自唐以降，這一景象幾乎沒有更改。進入明清之後，財富向權貴、政府和土地聚積的速度更為加快，當時出現的幾大著名商幫，如晉商、徽商和廣東十三行商人，其財富來源大多與授權經營壟斷產業有關，官商經濟模式從而根深蒂固，不可逆轉。商人階層的庸俗、歸附，與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的強悍與頑固，構成為一個鮮明、對應的歷史現象。

可惜此時的李曜回不到現代社會，無法對自己的思考進行求證，其實這樣的結論在後世中外學界幾乎是個公見。法國年鑑學派的布羅代爾在《世界史綱》中就很簡捷地說：“中國社會，政府的權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統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們對任意徵收的恐懼始終揮之不去”。而中國歷史學者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就曾斷定，“秦漢以後的歷代中國商人都把鑽營附庸政治權力作為自己存身和發財的門徑。”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一位學者在《中國皇權制度研究》中也給出同樣的結論：“託庇於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環境對於中國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規定。”

在一箇中央集權的體制下，一旦中央統治的正當性和控制力出現下降之後，會迅速地——往往以出乎人們預料的速度——蔓延出一股強大的無政府主義浪潮，而對之的控制，往往需要經歷一次大的社會動盪，最終以又一次的威權專制來終結。在這樣的過程中，商人階層往往成為最早被侵害的族群，因為人們對統治者的憤怒，將首先傾瀉到那些生活在他們身邊的有產者身上——在他們看來，正是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會的不公平，相對於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人們更容易痛恨身邊的有產者。而更讓商人階層痛苦的是，在歷史的爆裂點上，他們的處境往往是兩難的：集權體制從根本上侵害他們的利益，可是當體制崩潰的時候，他們又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世界上最大的貪婪，其實是制度的貪婪。制度對權力的貪婪之大，超過任何個人。在中國，這種最貪婪的制度是高度集權的統治模式。正是在這一制度之下，中國的宏觀經濟和工商文明呈現出早慧而後熟、先盛而後衰的發展態勢。

因而李曜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剝，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他穿越以來，特別是他在河東軍事集團內部地位上升，最終出任河中節度使以來，這段時間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朝廷或者各節帥府，如何在經濟活動中端正自己的立場與角色。

這個問題很難解決，縱然是在他穿越前身處的時代，也沒能給出最佳答案，因此他也沒有“成規”可以生搬硬套。不過他畢竟有自己的一番見解，那就是：政府或者說朝廷、節帥府可以控制一些關鍵性產業，而將其他產業的發展，全面放權交給資本集團。但因為方才所說的商人集團跟權力集團固有的矛盾，河中這些大世家一方面眼饞李曜畫出的這個利益燒餅，一方面又對李曜的說法有著本能的懷疑，也是因此才出現這些世家一方面對李曜的宴請趨之若鶩，一方面到了之後又對各種“疑點”盤根究底。這種矛盾心態，其實李曜早就算到了，他也有足夠的思想和行動準備。

事實上這次建設東昇新城的事，按說李曜手握實力強大的河東軍械監，並不是不能一力承當，但他仍然頒佈了《新城擴建令》，希望以利誘導，讓河中各大世家進入他所開創的工商產業白白分一杯羹，這不是他忽然想做慈善，而是希望以此來讓這些嚐到甜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