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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雲:“自浙東抵揚州,……舳艫萬艘,隘於河次,堰開爭路,上下眾船相軋。”可見,四方船舶都透過水路匯聚揚州。《五行志》記載:“天寶十載,廣陵郡大風,駕海潮,淪江口大小船隻數千艘。”根據李曜上次在揚州的見聞,猜測這其中必定包括外來的船舶。

李曜這一趟揚州之行,在揚州可不光是呆在養心閣養心,他不僅暗中操控軍械監在揚州擴大勢力,而且不動聲色的網羅了不少造船業的人才,從設計到工匠,花重金大把的蒐羅。

揚州是長江下游地區最大的造船中心,官營造船工場也多設在此州之內。唐中宗時,洛陽要購買“競渡船十隻,請差使於揚州修造,須錢五千貫”,平均每隻船的造價為五百緡。劉晏任鹽鐵使後,“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其造價高過中宗時所造競渡船的一倍。為了嚴格掌握造船的質量,劉晏還派“專知官十人,競自營辦”,前後製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劉晏根據揚州船業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相對合理的造船費用標準。用高價格吸引造船者,同時分場設官員,允許各船場之間公平競爭。這樣,不但保證了造船的工期和所需數額,也大大刺激了揚州地區造船業的發展。五十年之後,由於船場實力擴大,積累增多,成本減低,造船費用便開始大幅度下降,史稱:“後五十餘歲,果有計其餘,減五百千者。”這說明,揚州船業製造經過長期運作,已經不斷壓縮了單位成本。此後,官方所用船隻,常向揚州船場定貨。《舊唐書》之《張仲方傳》記載:“敬宗童年戲慢,詔淮南王播造上巳競渡船三十隻。”有唐一代,揚州地區的造船能力不斷提高。

從揚州沿大運河北上,入淮水,通汴水,可抵達京都,這便是唐朝著名的漕運線。楚州和泗州便是淮河流域上的交通樞紐。李邕《楚州淮陰縣婆羅樹碑》記載:“淮陰縣者,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彌越走蜀,會閩驛吳”,“商旅接艫,……魚貫迤其萬艘”。李磎《泗州重修鼓角樓記》記載:“泗城據汴淮奔會處,汴泛以射,淮廣而吞,……商販四衝,舷擊柂交。”張籍曾用“春冰銷散日華滿,行舟往來浮橋斷”的詩句來描繪當地舟航的繁忙景象。從泗州出發,進入汴、宋水域,這裡又是舟船集結的地方。《李勣傳》說:“宋、鄭兩郡,地管運河,商旅往還,船乘不絕”。而洛陽更是“水漕淮海”、“舟車並湊,水陸交衝”。宋州還是北方著名的造船基地。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宋州刺史王波利就承命“造大船數百艘”。所以杜甫說宋州“邑中九萬家,……舟車半天下”。

李曜在揚州暗中蒐羅的工匠技師透過“商業渠道”被轉往北方,許多人甚至是拖家帶口一併過去。正是因為中國人歷來講究落葉歸根,讓這批人萬里迢迢去北國落地生根太難,所以李曜才會在揚州逗留半年之久。以他的算盤,豈能在揚州空耗許久,就僅僅為了等著將那三千騎兵帶回?自然是要趁此機會辦更多的事。

而黃河以北地區雖然不如南方那樣舟航密佈,但實際上在唐朝時期,造船業也頗具規模,幽州、靈州等地都能造船。比如太宗時,韋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庫物,市木造船,運米而進。”武德年間,高祖也曾“發卒於靈州造戰船”,“置舟師於黃河之中”。

問題在於,靈州也好,幽州也罷,如今都不屬於李克用,幽州雖然短暫歸屬,但李曜知道李克用堅持讓劉仁恭出任幽州節度使之後,就沒考慮過將造船基地定在幽州,再說在幽州造船,離中原未免太遠,離他設想中的立身之地河中也太遠。

選址問題,李曜很是傷了一番腦筋,好在軍械監之前正開始了測繪工作,李曜自然將其利用起來,最終選址在了一個幾乎“三不管”的地方:樊村。

光說如此一個小地名,誰也不知道在何處,實際上它位於李克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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