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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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業觸角遍佈天下，自然不會忘了順帶將造船也帶動一下，為今後提前作個準備。所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鉅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又有說：“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大唐航運，以長江為東西主幹線，南北有眾多支流及運河相溝通，其它江河水道交錯密佈，處處可通舟航。凡是水路可通之地，都可以見到船舶的頻繁往來。

不過若說造船，最盛者當在長江流域。

在長江上游，造船業有著雄厚的根基。早在隋朝初年，信州總管楊素就曾“居永安，造大艦”。武德年間，夔州總管李孝恭東下征戰，於此“大造舟楫”。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準備跨海徵遼東，下令各州打造艦船，鑑於蜀地“百姓富庶”，於是“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艦船造成後，“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後蜀時，孟昶“取蜀官殿材，造船二百艘”。自隋至五代，四川地區的造船行業始終保持旺盛的勢頭。

大唐劍南道的物資主要透過長江航運直下荊、湘，既能遠帆出海，也能轉航北方。杜佑說：“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趨東關，歷潁、蔡，涉汴河抵東都。”沿長江直下，商貿交通暢行便利，往來船隻難以計數，對此，唐朝詩人多有描述。薛逢《題劍門先寄上西蜀杜司徒》有云：“梯航百貨通邦計”；盧綸《送何下第後歸蜀》雲：“水程通海貨”。杜甫更有“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風煙渺吳蜀，舟楫通鹽麻”、“青帘白舫益州來”的諸多吟詠。

到了長江中游，航道舒闊，沿江支流及湖泊增多，船舶的數量又明顯多於上游。李嶠《為第二舅讓江州刺史表》說：“荊門東會，舳艫相接”；符載《土洑鎮保寧記》曾說荊門至夏口四百里的航線上：“士民工商，連檣如雲，必將沿於斯、溯於斯，……輸其緡錢魚鹽丹漆羽毛。”由長江主航道南穿洞庭，進入湖南水域，船舶格外密集。劉禹錫說武陵：“擁楫舟為市”，沈傳師說潭州：“丹檻繚郭千艘屯”。潭州是唐朝的重要的造船基地。據《唐鑑》卷三記載，貞觀年間，朝廷“輸直僱潭人造船，……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就船值與造價來講，潭州能夠承建大噸位的船舶。

從鄂州下江州，便可透過鄱陽湖直抵洪州，在這段水域內，船舶最為集中。《唐國史補》中記載：“洪、鄂之水居頗多，與邑殆相半”、“舟船之盛，盡於江西”。廣德元年（公元763年），“鄂州大風，火發江中”，一次就“焚船三千艘”。可見鄂州江面上船隻的密集程度。洪州一帶的船舶數量也不亞於鄂州。獨孤及《豫章冠蓋盛集記》記載：“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由是越人、吳人、荊人、徐人，以其孥行，絡繹薦至大江之涯。於是乎宏舸巨鷁，舳接艫隘。”符載也說：“斯郡也，……地侔千乘，艘駕萬軸”。洪州地區的造船能力相當充實，一次便能鋪開數百艘船隻持續打造。貞觀年間，太宗皇帝曾委任閻立德“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並隨從這批海船渡海徵遼東。後來，朝廷所需船舶常向洪州定做。《資治通鑑》也曾記載太宗“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

而長江下游一帶，素以水鄉澤國而著稱，其船舶擁有量及其航運能力更是在唐朝首屈一指。靠近揚州的江面上，船隻格外見多。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載：“揚州府……江中充滿舫船，積蘆船，小船，不可勝計。”《唐大和上東征傳》也說此處“江中迎舟，舳艫相接。”東南各地的水道口岸都與揚州通航，大小船隊，往來如梭。陳鳴《廬州同食館記》說：“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舳艫相繼，出巢湖，入大江。”《河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