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6章 經筵講開暗諷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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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治，歷代大宋官家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使得整個士大夫階層因與皇帝共治天下，其政治責任感顯著增強，正如北宋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北宋士大夫將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相連線，主人翁意識很強，而這種強烈的政治主體意識也使得他們自身成為了帝王務學修身的監督者，他們積極響應著皇帝文治天下、共治天下的舉措，同時反過來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和要求著皇帝，希望皇帝也能好讀經史、以明治道。

但是自仁宗以來，這種制度的缺陷就一步步顯露出來，一是國家承平日久，武備不修，面對西夏的入侵，北宋根本無力抵抗，二是長時間的片面強調文治，文官集團的力量空前強大，武官地位低微，軍隊毫無戰鬥力，國家在面對各種內憂外患時都顯得力不從心。

故此自神宗起，銳意變法，其中關於經筵，最著名的就是坐立爭論。所謂“坐立”，是指講官在給皇帝講讀經史時的坐立問題。在宋仁宗時期，天聖（1023 年）以前，講讀官都是坐著侍奉皇帝讀書，景佑（1034 年）之後，改為站著侍奉，又到皇佑三年（1051 年），仁宗體恤講讀官之不易，需長久為皇帝解說和問詢，遂下令只讓當天講讀的臣僚站著應對，其他講讀官則可以坐著待命，“講者立、侍者坐”從此遂為定製。到神宗朝，卻發生了“坐立”之爭。

其具體的爭論如下：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等認為，現在講者立、侍者坐的做法是不合適的，應當按照乾興以前的做法，讓講經者坐著，其他侍從站著，即“講者坐、侍者立”。另外，判太常寺韓維、刁約以及同知太常禮院胡宗愈等也認為，祖宗以來，執經而講者多賜坐，因為他們為帝王闡述經史、啟明治道，當有此禮遇，所以應該恢復天禧舊制，讓講者坐著講經；與以上看法不同的是，判太常禮院王汾、劉攽、韓忠彥等認為，應該保持現在的做法即“講者立、侍者坐”，因為執經而講者只是解說章句而已，不能稱之為“師”，再者，侍者班制位次很多都比講經者高，如果講經者坐，其他列侍之臣將不知如何自處。

說白了，就是是否給與經筵講官帝師身份的問題。

趙佶也檢視過歷代實錄，講讀官的稱謂主要有“師友”、“師傅”、“師儒之臣”等。帝王將講讀官視為師臣，所謂師臣者，又師又臣，既可以師禮待之，又可以臣子待之，因此，既可以賜坐，又可以使站立。但是趙佶顯然不這麼看。

現在他要繼續推行神宗、哲宗時的一些措施，勢必要加強中央集權和皇帝權威，對經筵制度勢必也要加以更改，除了老臣碩德和宰執大臣外，都應該站立，要不然皇帝的尊嚴在哪裡去了。

大宋文臣的傲嬌，也該改一改了，大宋士大夫往往“以道自任”，如果自己的政見不被皇帝採納，則生辭官之心。一次，司馬光與呂惠卿爭辯，自覺意見不被採納，便對宋神宗直言：然則臣不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此則臣之罪也。

一般來說，臣子對皇帝進言，可則行，不可則止，大宋則不同，時臣子以道自任而罷官進退，這種政治主體意識顯然普遍高於君主專權政治文化下臣子的政治主體意識，其相應的主體立場也已經超越普通臣子身份而成為與帝王一同治理天下的共治天下者。

如果是正常情況，有臣子們對皇帝加以勸諫，並非不是好事。但是現在趙佶要推動一系列改革，需要的是統一高效率的朝堂，不是誰都來插一嘴菜市場，這種行為肯定要加以糾正。

程頤曾經對經筵做過一個評價：“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大宋計程車大夫，對於經筵那是十分看重的，把他當成士大夫階層影響皇帝的重要手段。

而且皇帝們對於經筵也是非常積極，英宗雙日召侍臣講讀。神宗自熙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