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當道教遇上北方的王朝更替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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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慌。讀了些史書的女真貴族們也知道當年張角、孫恩、李弘之流的利用道教起義的事情，加之財政一直赤字，地裡也收不上來糧食，老百姓看起來越來越不安穩了，沒準哪天又冒出一個李角、王恩之類的拿宗教來反抗他們，於是金國加強了宗教的管控。

1190年明昌元年正月，官方明令“禁自披剃為僧道者”，十一月“以惑眾亂民”為由，正式“禁罷全真及五行毗廬”，1191年十月，“禁太一混元籙和私造庵室者”。對於官方的度牒管理，“敕僧道三年一試”，而且是八十取一，從而更嚴格地控制了僧道人數的增長。管理上，要求僧道“並聽拜父母”，“敕親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許僧尼道士出入”，諸如此類，對佛道的控制明顯加強了。

1190年以後的短短三年中，章宗釋出了一系列的限制佛道的政策，沒有皇帝特批的寺廟道觀全部被收歸國有，“自是門庭蕭索，道侶散逸”，就連全真教的祖庭都被沒收了，北方的新道教迎來了寒冬，可謂損失慘重。

當然了，打擊是相對的，有針對性的，對於佛道兩教的高層，皇帝還是有特殊優待的。1197年開始，章宗連連詔見三教的高層，也經常會舉辦一些“普天大醮”，顯然還是離不開這些道教的活動的。

不久以後，由於政策的放鬆，三教又有所復甦，“勢如風火，逾撲逾熾”，“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蓋不可復動矣”。

第四階段是1220年以後，金末元初是道教發展的又一個重要的時期，蒙古大軍的南侵，經歷了女真人百年統治的漢人，大多數已經接受並認同了女真人的統治地位，當又一次面臨著另一個異族來滅國的命運時，而且蒙古人的民族屠殺政策可是更狠的，對他們的衝擊也就更為劇烈，所以又有一大批人選擇加入了道教。所以說，金初、金末兩次民族入侵的衝擊，是國家、民族的危機，卻是道教的發展契機。

金代不可迴避的一個現實問題是嚴重的民族壓迫，所以反抗女真人的起義一直沒有斷過。作為統治者政治工具的道教得到了優待，這裡面除了能夠為金人所用來麻醉人民以外，還和這些新道教主動地或被動地投身於緩解或處理民族矛盾有關係。

早在1214年的時候，山東登州和海州百姓發動反金起義時，女真人就請了丘處機去對義軍進行“招諭”，結果憑藉個人魅力和聲望，憑藉三寸之舌，丘處機“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丘道長一人足抵萬人大軍了。

1220年金軍面對蒙古人的閃電戰式的大舉南侵招架無力的時候，山東河北農民起義大面積地暴發了，特別是著名的紅襖軍給了女真人沉重打擊，很快就在於忙兒的領導下打下了海州（連雲港）。八月，宋、夏兩國商量了一番後，決定趁他病要他命，相約著一起對金國發起了進攻，金國迅速衰落下來。

1232年，金國已經無力迴天了，當百姓紛紛逃離開封時，貪婪的女真人還在黃河渡口弄了收費站，於是百姓們便藉著全真教的名義造反了。這時候全真教的玄微真人李志遠開著寶馬就趕來了，在百姓面前大開道場，大談“柔良”、“仁風”，一通忽悠下來，把這次反金運動化解了。

類似這種道教協助金國統治階級撲滅反金起義的事件並不少見，相較來說，新道教的發展對於北方的民族融合所做的些微貢獻來說，為金人統治各民族百姓的作用反而更大，特別是全真教，不僅沒有反過金，也沒有反過元。重要的代表人物丘處機就曾經多次替金、元化解起義，一些學者認為他們是在挽救人民免遭鎮壓，是在拯救他們，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這完全不認可這種觀點，稱他們完全是扮演著異族鷹犬的角色。

1233年九月，金國派出了使臣向理宗求和，希望大家握手言歡，以後和平共處，現在嘛，大家一起共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