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22章 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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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下滲”，依靠舉債的消費無法持續，錢都被花掉了，沒有形成未來更高的收入，債務負擔只會越來越重，居民債務居高不下，就很難抵禦經濟衰退，尤其是房產價格下跌所引發的經濟衰退。像美國那樣由房價下跌引發大量按揭違約，並觸發衍生品連鎖雪崩，再透過金融市場擴散至全球的危機，在我國不大可能會出現。要化解居民債務風險，除了遏制房價上漲勢頭以外，根本的解決之道還在於提高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鼓勵他們到能提供更多機會和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

過去40年間，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明顯擴大，主要表現為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這都與人口流動受限有關，若人口不能自由流動，被限制在農村或經濟落後地區，那麼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就會拉大，地區與城鄉間的收入差距也會拉大。目前我國人口流動仍然受限，以地方政府投資為主推動的城市化和經濟發展模式是重要因素之一。重土地輕人，民生支出不足，相關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不利於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真正安家落戶，不利於農村轉移勞動力在城市中謀求更好的發展。要想平衡地區間的發展差距，關鍵是要平衡人均差距而不是規模差距，理想的狀況是達到地區間人均意義上的平衡，而要實現這種均衡，關鍵是讓勞動力自由流動，人的收入不僅受限於效率和技能，也受限於所處環境，而正是那些看上去低技能的服務業工作，支撐著大城市的繁華，也支撐著所謂“高階人才”的生活質量，如果一個城市只想要高技能人才，結果多半會事與願違：服務價格會越來越高，收入會被生活成本侵蝕，各種不便利也會讓生活質量下降，“高階人才”最終也可能不得不離開。城市規模擴大和人口密度上升，不僅能提高本地分工程度和生產率，也能促進城市與城市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分工，各地區發展符合自身優勢的經濟模式，互通有無，整體效率和收入都會提高。假如用地指標可以跟著人口流動，人口流出地的用地指標減少，人口流入地的指標增多，就可能緩解土地供需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要讓建設用地指標流動起來，首先是讓農村集體用地參與流轉。城市化的核心不應該是土地，應該是人，要實現地區間人均收入均衡，縮小貧富差距，關鍵也在人，要真正幫助低收入群體，就要增加他們的流動性和選擇權，幫他們離開窮地方，去往能為他的勞動提供更高報酬的地方，讓他的人力資本更有價值，同時也要允許農民所擁有的土地流動，這些土地資產才會變的更有價值。要讓市場力量在各類要素分配中發揮更大作用，讓資源更加自由流動，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我國十幾億人在40年間擺脫了貧困，大大縮小了全世界70億人之間的不平等。在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雖然收入差距在拉大，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在快速上升，社會對貧富差距的敏感度在一段時間之內沒有那麼高。在經濟增長減速時，社會對不平等的容忍度會減弱，貧富差距更容易觸發社會矛盾。累積的貧富差距一般遠大於每年的收入差距，因為有財富的人往往更容易積累財富，資產回報更高，可選擇的投資方式以及應對風險的手段也更多。當經濟增速放緩，新創造的機會變少之後，年輕人間的競爭會更加激烈，而其父母的財富優勢也變得更加重要。收入差距不可能完全消除，但社會也無法承擔過大的差距所帶來的劇烈衝突，因此必須把不平等控制在可以容忍的範圍之內。影響不平等容忍程度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經濟增速，因為經濟增速下降首先衝擊的是窮人收入，另一個影響不平等容忍度的因素是人群的相似性，家庭概念也會影響不平等的容忍度。

我國的城市化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4年之前，鄉鎮企業崛起，農民離土不離鄉，城市化速度不快；第二階段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鄉鎮企業式微，農民工進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