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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靜輝發表這些經濟評論當初固然有想普及最原始的經濟學以影響這個時代計程車人以更加科學謹慎的態度來看待社會經濟執行,但沒有想到自己寫出來的東西居然是《國富論》的翻版──當然這與後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內容上有很大的區別,就其學術水平和引起的重視程度上來看遠遠超越了《國富論》。
雖然兩者有很大的區別,但王靜輝還是以《國富論》為這本書定了名字,裡面的內容完全是以他在後世所學到的《經濟學》為藍本,結合他對這個時代經濟執行的理解綜合寫成的,這樣的書更加具有指導性,更加適用。王靜輝也將這本書列入了華英書院和西湖書院的教科書,儘管當時也有很多書院的老師和學生反對過,但說服他們並不困難──孔子將管子的地位評價的非常高,這並不是因為管子有多深厚的儒學功底,正是由於管子將“利”發展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國家之大利”為重,這與《國富論》的初衷並沒有什麼不同!
隨著華英書院和西湖書院將《國富論》引入到教材當中,不出幾年之間,大宋絕大多數的書院都將此書列為教材之一,以至很多年後大宋朝廷在進一步改革其科舉制度的時候,將《國富論》列為天下應舉士子必讀之書,後來乾脆列為單獨考試的一科,這些變化是王靜輝在當初所從來不敢想過的──以他對一個以儒學為治國指導方針的朝代居然能夠使用《國富論》做教材,乃至當作考試科目,他還以為這輩子是看不到那一天的,沒有想到世事發展確實是難以以常理所論的。不過這些都是很多年以後的事情了,現在王靜輝為《大宋商報》撰寫經濟評論卻沒有想過這麼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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