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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薄面,這就相當於給他們的財產買了一份保險,讓商人們安心的很。其實和王靜輝接觸的時間越深,商人們可以感受到王靜輝心中的一些想法──改變商人的地位,透過各種善事來提高商人在人們眼中的評價──這也是王靜輝所能夠想到唯一提高商人地位的辦法,因為中國歷史上根本就沒有保護商人的社會習慣,也就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管子才這麼做過,對他而言最有利的一點便是孔聖人將管子排在周公之後,這在儒家的地位當中是非常高的了。

商人的社會地位就決定了《大宋商報》的命運,不過王靜輝可不是這麼容易認命的人──《大宋明鏡報》當初就是靠一些《封神演義》、《西遊記》這樣的“通俗文學”白話文學來開啟了銷路,擴大了其影響力,王靜輝為了不讓《大宋商報》成為雞肋,便開始在《大宋商報》上連續發表文章──這些文章都是經濟理論方面的,《經濟學》是後世大學中每個學生必修的課程,王靜輝雖然對後世的經濟學並不精通,但來到這個時空後經商起家,使用商業手段來影響大宋高層,上呈給大宋統治高層的許多策論中都有經濟學的影子,他對這個時代的商業執行狀況是十分清楚的。

王靜輝在《大宋商報》上發表地第一篇文章便是《論國家調控手段對社會經濟執行的影響》。這完全是針對王安石變法所發表的一篇經濟理論方面的文章,儘管在後世經濟學家的眼中,這麼粗糙的文章有些慘不忍睹,但在這個時代其轟動效應卻是毫不亞於一場學術界地地震,當這個時代的大儒、士子們在《大宋商報》上面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其內心的情緒是非常複雜的。這些人當中也包括了王安石、司馬光、文彥博等朝廷重量級人物。

由於這篇文章所闡述的內容正是王安石變法的理論依據,所以引起的反響是巨大的,一時間《大宋商報》成為眾矢之的,各種評論紛至沓來,王靜輝也採取了聽之任之地態度。《大宋商報》的經營權雖然不在王靜輝的手中,但是編緝和辦報思想都是來源於他,所以《大宋商報》對於這些不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評論,精選出來刊登,當然這場論辯地主力依然是王靜輝。

不過當第二期的《大宋商報》出版後,人們都是一陣愕然──《論自由經濟和管制經濟的優劣》。作者依然是那個引起廣泛爭議的小王駙馬。爭論依然在進行,但隨著每一期的《大宋商報》,王靜輝每次都會有新地經濟理論文章在上面刊登,這引起了所有人的關注,這些經濟理論給大宋所有的有識之士開啟了一扇新地窗戶──人們從來沒有想過他們眼中一錢不值的經濟原來和國家民生關係的這麼緊密。王靜輝的文字依然採用白話文。所有的人只要會識字都能夠看明白,但卻僅僅有少數人能夠明白其中的深意──這些少數人當中既有擁護者也有反對者。

王靜輝對此並不以為有什麼大不了的,他從來就不缺乏擁護者,更不缺乏反對者,一個新的觀點誕生總會伴隨產生爭議。若是沒有人來爭論才是他的失敗,況且他也秉承著“真理越辯越明”地觀點,有了這些爭論正是人們關注這些經濟理論的表現。只要有人能夠看得進去。看得明白,他的任務就完成了──總有一天這些擁護者也好,反對者也罷,在碰到問題的時候都會學著用另外一種視角來看待處理問題,他的任務便是給人們提供更多的選擇,開啟這些人思考的動力。

王靜輝不知道,已經有很多有心人將這些刊載他的經濟理論的《大宋商報》收集、整理起來,多年以後有人將他在《大宋商報》上連續發表的一百三十多篇各種經濟評論都謄抄成冊,私下傳閱。後來商務印書館的曾掌櫃得知後便乾脆將之收集整理出版。當曾掌櫃將整理好的書稿交給王靜輝,想讓其專門為此書起一個名字後,王靜輝嘴角露出了一絲笑容──“這可是宋朝版本的《國富論》啊!”他心中默默的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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