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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變不足論?”司馬光默默的想到。
“其實介甫先生真的是學究天人,他的話雖然有些偏頗,但確實是非常有道理!不過世事無常,有時候有道理卻並不是真的適合現在的形勢,韓國公的‘天主人君’儘管有些飄渺無跡可尋,但在這個時候卻是最佳的方案。事實上先生可能還不知道,監天監的官員透過望遠鏡測星空,已經證明了月亮不過是環繞我們大地旋轉的一個大球體罷了,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還推斷我們是圍繞著太陽旋轉,弄不好我們所生活的這片大地也是和月亮一般是一個球體1先生,王甫的‘天變不足論’也許是正確的,我們所做的事情與各地發生的災害並沒有什麼自然關聯,朝廷中的一些人對王介甫的指責可以說也是毫無根據的,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這個世界上到底有沒有神靈的存在……”
“這和報紙有什麼關係呢?”
“先生博古通今,精心治史,自然明白皇權大小對於一個王朝來說意味著什麼。不寧唯是弼和王安之間的矛盾便是在於皇許可權制之爭——富弼想借‘天命’來限制皇權,準確的說是限制皇帝對根權力的濫用,這種想法是極為正確的1而王安石為了推行變法的需要,在這個時候卻是希望皇權的力量達到最大的限度,以便使皇帝能夠在他推行變法,避免反對意見對變法的阻礙,這樣做倒是可以理解的,當年商鞅變法不也是在皇權的強力下才成功的,王介甫自比商鞅,精研《老子》權謀之道,自然想到的便是這一道路。”王靜輝還是沒有正面的回答司馬光地問題,繼續按自己的節奏來“催化”司馬光。
“這麼說改之認為限制皇權是正確的了?”司馬光也不執著於報紙的問題,乾脆放下來,用一種對待學術問題的心態來和王靜輝說話。
“準確的說是限制皇權的濫用且味的限制持權並非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現在的大宋正處於中興關鍵階段的時候。唐宗若是權力受到限制,未必能夠達成大唐盛世的景象,而漢武功地權力若是得到限制,在其五十年的統治時期內也就不會的有四十多年的時間在戰爭!皇權是應該得到限制和控制,不過即便是韓國公在這個問題上也是非常無奈的——‘天命’的借品與現實的狀況相比,未免有些太過脆弱了些!不過王安石的為皇權鬆綁,在現在看來是符合其政治目地的。但這種狀況就連王安石自己也不願意看到。待到他心目中的變法達到預期效果後,他地頭等大事便是想著如何限制皇權了!”王靜輝冷冷的笑道。
就史實來說,王靜輝所知道的封建時代皇權與相權地變化大一致可分為同向消長與逆向消長兩種形態。此強延緩弱即逆向消長不僅並非唯一形態,並且不是封建政治體制的正常轉形態,而是其變態。
逆向消長又分兩種狀態。一種是皇權加強、相權消弱。如漢武帝后期。當時,臣相府客館丘虛而是已“,臣相空有其名。無能有所匡言。其原因在於雄才大略地漢武帝信任由其親屬和樣信組成的名叫尚書地內朝,並用內朝分割以宰相為首的外朝的權力。這不應視為常態,除了與君相一體的原則不符而外。還有三個緣故:第一,漢武帝未年。決策失誤明顯增多;第二,漢武帝死後。隨著皇帝個人對國家政權控制能力的降低,皇權旁落於外戚之手;第三,更重要的是這只不地過是中央最高行政權力轉換的過渡階段,尚書檯到東漢初年便正式成為中央最高行政機關。另一種狀況是相權加強,皇權消弱,如東漢未年,這顯然屬變態。一是由於當時相權已由”佐天子“蛻普通為”挾天子“臣相曹操大權在握,漢獻帝傀儡而已;二是因為扣為到瑛操的兒子曹丕時,便取漢獻帝而代之。可見,相權強皇權弱往往只不過是改朝換代而前奏。
同不水脹亦分為兩種狀態,一種是皇權與相權都弱,如唐朝未年,宋人儘管的“唐未帝五,致鑫闕失”之說,可是當時藩鎮割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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