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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時間有個叫魏繼宗在《梅雪》和《大宋明鏡報》上發表文章,文章中指出: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富人大姓得以操縱取利。他建議設定常平市易司,管理市場,物價賤則增價收購,貴則減價出售,說可以使“商旅以通”,“國用以足”。
當時等到王靜輝知道魏繼宗所發表文章的內容後,才意識到歷史上正是因為這傢伙的上書才啟發了王安石制定市易法,不過這個魏繼宗不用上書,而改成在報紙上刊登文章便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了,這讓他有些哭笑不得。魏繼宗的文章並不是問題,事實上王安石早就制定了市易法,並且在王靜輝的干預下放到西北王韶那裡去執行了。由於有王靜輝的商人資本在王韶在本路隴州古渭城設定市易司,管理商貨,借官錢為本,每年獲利在五六十萬貫以上,而不是歷史上區區的一二十萬貫。
天下財貨盡匯於京師重地,這樣的弊病早就為宋朝有識之士所認知,魏繼宗不過是把事實說了出來,但這卻引動了王安石的神經──他所設計的市易法一個是依據市場情況,由市易務評定價格,向商人收購或出售貨物;另外商人向市易務貸款,以產業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納年息二分。商人向市易務賒購貨物,也取年息二分。兩項辦法原來都是由大商人操縱取利。市易法把這兩項大利從大商人手裡收歸朝廷,和青苗法收奪大地主地利益相似。
西北王韶所推行的市易法在王安石的眼中,其舞臺實在是太小了,根本不能夠滿足他的需要,最重要的是連熙河那樣的地方每年市易法所盈利都能夠在五六十萬貫,若是放在大宋其他地方又該如何?全國若是真地能夠順利推行市易法。那朝廷每年因此而盈利的數值將會是一個天文數字!
對於王安石心中對市易法的期望,王靜輝再瞭解不過了,市易法的初衷如同前面所推行過的青苗法一般,其出發點都是好的,對付的都不是平頭老百姓,而是針對那些存心趁著災荒囤積居奇發黑心財的大商人,但同樣也沒有人比他更瞭解市易法將會給大宋的經濟帶來怎樣的災難。王安石地均輸法已經夠讓人頭痛的了,王靜輝早就在下面運作來阻擋均輸法的進一步推行,甚至在尋找機會把均輸法廢除,此時要是把市易法給放出來。那對大宋的經濟實在不是一件好事。
司馬光厭惡新法是因為他認為新法的實行必然會產生一個新地受惠階層,看看王安石啟動新法的班子便可以知道這個階層主要都是年輕的官員構成,通曉政治的他清楚的認識到這些年輕地官員熱情是有了,但面對權力,他們的免疫力實在是有限的很。時間一長,王安石地新法條例難免成為底層官員斂財的工具來禍害百姓。王靜輝想到的不僅是底層官員會藉著新法來禍害百姓,更要命的是這些新法條例雖然反映出了非常先進的經濟思想,但放在這個時代卻是不切合實際的──先進的事物一定要放在合適的環境中才會起到促進作用,否則所起到的效果恰恰是適得其反。
不過面對以往自己應該反對地市易法。王靜輝有些猶豫了──為國家正確的做法當然是將市易法繼續關在籠子裡面,但是把它放出來扔到北方去推行,無疑會進一步的削弱河北系官員的實力。儘管在政治上王靜輝和河北系官員處於盟友的狀態,但河北系官員的保守和趨利同樣讓他感到無奈甚至有些惱怒──河北系官員也是一個著名的貪官群體,若是他們手腳乾淨,哪裡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聚集如此龐大的財富?藉著王安石的手來對這些富得流油的河北土豪進行打擊,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市易法在西北執行的效果非常好,每年可收的五六十萬貫市易錢,若是將均輸法和市易法在河北實行,則能夠保證河北的物價不會上漲,朝廷也可以以一個非常低廉的成本將糧食等救災物資運送進河北最主要的災區。同樣也可以降低賑災的成本!”王安石繼續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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