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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困難的事情了,原本大宋就倡導文治,讀書受到教育人的比例已經遠遠超過前代任何一個時期,雖然朝廷擴大了對進士入取的數額,但相對於龐大的讀書人隊伍還是顯得杯水車薪不堪重負。王靜輝所辦的華英書院和西湖書院給了讀書人一條新的出路,以往不受到重視的“雜學”居然也能夠報效國家,也能夠安身立命,這不禁讓人眼前一亮,更多的是留給有識之士的思考。
王靜輝也認識到光是僅憑自己所主持的華英書院與西湖書院來完成某些事情顯然是不可能的,儘管他們在人力財力非常雄厚,但地方書院同樣也非常重要,至少大宋軍隊中還缺乏大量的軍醫,而大宋的司法機構也同樣缺乏足夠合格的專業人士,若是僅憑兩大書院來培養還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夠滿足需要。
從大宋朝廷統治高層許可了王靜輝的奏章之後,華英書院和西湖書院便向大宋其他著名書院選派老師和學生,輔助它們建立自己的律科和醫科,各大書院也作出了相應的回應,非常歡迎這些來自兩大書院的人。大宋的各個書院由於建立的地理位置不同,對兩大書院提出協助其辦學開設的新科目也不同——北方書院除了傾向於醫科和律科之外,對工科反而相應不大;而南方書院由於其地理位置則更加偏向與工科。
不管大宋的各大著名書院對於學科有什麼偏好。在這點上王靜輝到沒有多少下手去幹預地想法,除了派出相應的人才去輔助之外,為了儘快能夠使其具有規模化,他還分別向各大書院注入了總共一百二十萬貫的資金以幫助他們辦學。
一百二十萬貫資金大大促進了大宋各大書院的發展,不要忘記在兩年前王安石對太學進行了初步的改革,使得太學生的數量達到了一千多人,朝廷給太學的辦學經費不過才三萬貫而已。當然這些太學生和後世地研究生有些類似——他們是有月奉的,而且數額還不少,這當然又是另外一筆帳了。
不管怎麼樣,一百二十萬貫資金分配在不到三十家書院頭上,每家至少也有四萬貫,這對於一個書院來說絕對可以算得上是一筆“鉅款”了。
而且在大宋目前來看,除了華英書院就讀的學生數目超過了一千人達到了一千八百人之外,西湖書院作為南方書院的翹楚人數也不過才是華英書院的零頭而已。至於其他著名書院最多者不過四五百人。四萬貫的辦學經費平攤到每個讀書人地頭上也有一百貫之多,這大大緩解了這些著名書院的緊張的經費。
宋朝自立國以來嚴格地來說除了立國之初的時候教育曾經有過一段時間的長足進展之外,在慶曆年間范仲淹和現在地王安石都興辦書院來發展教育。不過他們兩人所主張的官辦教育除了受到經濟上的制約之外,還要受到政治鬥爭地影響,要不是王靜輝的出現,可以預想王安石肯定會做范仲淹第二,人走茶涼官辦教育必然會回到原有的軌道上來。
王靜輝的出現使得王安石似乎有擺脫範仲俺宿命的苗頭,至少王安石地腰包比范仲淹闊綽的多,不過這也是暫時地現象而已——大宋官制改革過後宰相的力量已經很大一部分被十個副宰相所分擔,他的政策能夠多久還很難說。王靜輝則沒有這個負擔。他不用擔心政治上的風險,因為他拿出來辦學的錢都是他的資產。而且他已經成為大宋商人的頭領,只要他一聲令下雖然不如皇帝趙頊的旨意那麼好使,但讓大宋商人聯合起來每年掏出一百來萬貫辦學還是可能的,不過前者是強制,而後者只是運用自己的威望。
在今年王靜輝投資教育的資金還遠不止這一百二十萬貫,他名下的兩大書院還有上百所萌學一年下來的開銷也不少於一百五十萬貫,再加上他和富弼的協議要幫助西北建立學校,這些加起來所需要金錢總共達到四百萬貫之多,可以說是王靜輝投資教育以來花費最多的一年。如果僅僅一年花費四百萬貫至多也是讓他有些皺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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