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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鹽鐵副使的薛向之便是一個潔身自好的人,但是像這樣的人數量還是比較少。不過大宋官員貪汙腐敗現象已經比幾年前有了很大的轉變,這都是虧統計局的威懾使得底下的官員不敢把黑手伸向常平倉和廣惠倉,想想這也算是一大進步了。
在官員貪汙腐敗問題上,王靜輝感到王安石和自己的觀點是差不多的──治理貪汙腐敗不能光靠官員的潔身自律,更多的要進行立法和監察上的力度,不過這也只是王安石隱隱的感覺而已,還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說到底王安石和司馬光等人都是讀儒家聖賢書成長起來的,儘管後來王安石有著非常明顯的法家傾向,不過這並不能夠扭轉他最初的信仰,之多是有些懷疑罷了。
王安石在聽過王靜輝對撤銷三司重建三省六部的建議後點點頭笑著說道:“駙馬之意甚合吾心!至於三省改革則是撤銷中書門下,恢復唐初三省制度,置三省長官──尚書令、中書令和門下侍中。不過,這三個官位只是虛設,從不授人。又仿照唐制,用尚書左僕射、右僕射代行尚書省的職權;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代行中書令的職權,他們是正宰相。這時,參知政事的名稱被取銷,而增設了四名副宰相,即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
王靜輝聽後微微一笑,繼續說道:“國朝初立直到現在中樞機構中三省制已進入衰落荒廢地階段。職權的轉移是三省制消亡的先聲。現在無論是先生還是司馬君實和聖上都是傾向於借鑑唐代的官制制度來重設三省,在這點上學生也是深以為然的。”
宋朝從立國到現在在宰相制度上名義上與唐代沒有什麼不同,但實際上卻有很大區別。主要在於宋代設中書、樞密、三司分掌政、軍、財三大務,宰相之權為樞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樞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權不相上下,不相統攝。宰相之權既已分削,又設參知政事互為牽制。相權益弱,而皇權卻由此加強。
這樣設定固然是有當年趙匡胤深深地打下了自己所經歷五代時期的烙印,拼命加強皇權使之自己的子孫能夠享受江山,就如同當年趙匡胤煞費苦心的撤掉宰相們的凳子一樣,他不允許有人和自己平起平坐,這樣極大的威脅到了他的統治。
皇家這麼煞費苦心的建立起現在的一套官制體系毫無疑問是為了他們家族江山穩固,不過殊不知權力越是集中就越危險──他們想坐這個位置來獨享大權,還有更多的人前赴後繼地做著同樣的夢,所謂“高處不勝寒”一直以來都是王靜輝自我警醒的名言。
皇權和相權達到一個什麼樣的對比才是最合適的,這個問題也是王靜輝所考慮地──宋代之所以能夠達到長治久安。還能夠創造出如此豐富多彩的文明,固然在統治上大大削弱了武將的權力,但能夠保持穩固的卻是皇權和相權之間的對比。在目前來看皇權明顯是強於相權地,但依照新的改革體制精神,三省這樣高層次的體制變動過後。相權表面上增加了,但為相者地數量也同樣增加,除非所有的宰相都是一個心思,否則還不是皇權的對手。
宋代的中樞機構,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權者是“宰執”。所謂“宰執”。即宰相與執政之統稱。宋代的宰相稱中書門下平章事,副職稱參知政事,參知政事也稱為“執政”。這是趙匡胤為牽制宰相而設定的。宋太祖登位後,仍留用後周宰臣範質、王溥等為相,及範質等求退之後,雖以趙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但未行宰相署敕之事。當時有大臣認為宰相虛位,應以尚書省長官行宰相署敕之權,但有的大臣不同意,說平章事即宰相之任。那時加封為平章事者,還有多人。但都是在朝外的“使相”之類(宋制,親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兼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都稱為使相,但不預聞政事)。因此趙普獨擅宰相之權。宋太祖要給趙普設定一個副職,但想不出合適的名稱,便問翰林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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