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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來限制皇權的思想,王靜輝是知道的,隨著自己這麼鬧騰下去,必然會與之產生衝突。富弼雖然已經是過氣的大臣,但在朝中的影響力依然存在,歷史上司馬光被貶洛陽後,洛陽就是因為有富弼和司馬光在那裡,就變成了朝廷的第二個“大腦”——保守派心中的聖地,得罪了富弼,這可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到時候恐怕自己真的要和王安石穿一條褲子才能夠避難了。

“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以兼曆象,日月、陰陽管數。司馬遷既沒,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記言之司。故張衡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

王靜輝在一本唐代學者劉知幾所寫的書上注視了良久,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司馬遷去世以前,天文官與史官合而為一。他們負有依據歷史經驗並按照“上天”旨意,參與政治決策的重要責任,因而位高職崇。司馬遷去世以後,天文官與史官一分為二。中國古代有著“以史為鑑”的傳統,號稱“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天文官失去了史官之權,因而地位明顯下降。

唐代司天監的長官雖然像漢武帝時的太史公那樣位高職顯,但其官品為從三品,同六部尚書正三品相差無幾。與御史大夫官品相當,地位仍然相當高。宋代同唐代一樣,設有司天監(太史局)。除此而外,還設有翰林天文院。宋代天文觀察機構的建制,其官品與唐代相比,也無多大變化。然而宋初實行官制改革,晚唐以來的使職差遣被廣泛運用。促成了官、職、差遣地分離,即所謂“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這就要多多感謝那個太祖皇帝了,當然其結果是“仕人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唐代以來的官品到這時。其實際意義已大大減小。“總一局之事”的太史局令。其官品僅為從七品,與太常、國子博士以及監察御史相當。僅由此也可以看出,宋代的天文官地位明顯低於唐代。

王靜輝對於以後宋代天文官的地位是很清楚,但知道歷史上因為司天監被舊黨所把持,每次“天災”上報的非常“及時”。並且還與變法聯絡起來。認為是王安石的變法引動了天災,這讓王安石非常惱火。過舊黨所把持地司天監也活該倒黴,王安石連御史臺都給清洗了,還在乎一個司天監?司天監肯定是要被清洗的,其地位也會進一步被降低,沈括入主司天監便是那個時候的事情,過被王靜輝攪局,提前將王安石心中所中意的“計相”三司使沈括變成了司天監。沈括對“天災”理論並感興趣,估計日後關於“王安石變法引動天災”的言論會少的很多。司天監的地位變化也是兩說。

“伏羲氏——司馬遷——唐司天監——宋七品太史局令”王靜輝在稿紙上亂畫著,可以看到天文官地地位在歷史中斷向下地趨勢,這也可以看到天文學在自然學科中地位的變化趨勢。在王靜輝看來,想要用望遠鏡還原一個真實的天文學本來面目,那天文學就必須和政治進一步分離,同樣天文官的地位也要進一步降低,只有這樣才能夠淡化處理天文學新觀念所帶來的衝擊。

熙寧二年正月十八地晚上朗月當空,雖然天氣還是非常寒冷,但在大宋皇宮內院中有專門地亭子是經過特殊改造過的,人站在裡面絲毫覺得有任何寒意。皇帝趙頊和王靜輝現在就站在這種亭子當中,在此之前王靜輝邀請皇帝趙頊賞月,讓皇帝趙頊心中多少有些哭笑得的感覺——雖然冬天已經過去,但在這個時候天氣的氣溫還是非常低的,在這種環境下還賞什麼月啊?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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