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合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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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把資本主義這野獸放出來，都府的百姓還能比這過得更慘麼？”可鄧名仔細一琢磨，認為在中國應該不必擔心這個，看過輔兵和百姓受盡欺壓、毫無尊嚴和生命保障的生活後，鄧名覺得很難想象有比現在更糟糕、更血淋淋的日子了；鄧名估計在歐洲的封建制度下，西方底層百姓會有著比較幸福美好的人生，所以才讓創始人痛心疾首地說出那番話來：“這大概是國情不同，我沒有去過歐洲，不知道現在歐洲的貴族是不是愛民如子，不知道西方的佃戶是不是能有魚有肉吃著，不用擔心被侮辱、欺壓，但起碼過得會比中國百姓好不少。馬老先生受到全世界勞動人民的衷心愛戴、人格偉大，總不會是個信口開河的大忽悠吧？”

儘管鄧名想像不出比封建社會更糟糕的生活是什麼樣子，不過他還是打算儘量避免這種風險，在葉天明走後，鄧名又幾次召集軍官會議。在幾次會議上鄧名都提出同樣的問題，那就是如何保證都府能夠從鹽行的盈利中受益：“要求鹽行把全部的利潤都交出來並不合理，他們承擔風險，負責管理、實施食鹽生產；不過顯然他們從都府政權的支援中受益匪淺，官兵為他們的貨物提供保護，幫助他們打擊競爭對手，而官兵是由都府百姓組成的，所以如果鹽行獨吞全部利潤顯然不合理。”

正如鄧名之前見到的那樣，整體上來說川軍依舊是一支封建軍隊，上次敢於集體參與對戰略的討論也是因為鄧名的授權。當鄧名剛剛提出這種全社會共享利益的理論時，很多軍官都感到有些不適應，不過他們也說不出那裡感到彆扭。

不過並不是每個軍官都對哲學理論一無所知，任堂很快就找到鄧名發言中的漏洞，總結了一套說辭來反駁鄧名：大意仍是軍隊屬於鄧名所有，而那些鹽行也是一樣，鄧名會因為鹽行的貢獻而給予賞賜——這就是他們所獲得的利潤；而軍隊從鄧名手中領取軍餉和功勳，和鹽行的生意並不直接發生關聯；至於都府的百姓，鄧名願意給予賞賜那是鄧名仁德，如果鄧名不給也沒有絲毫說不過去之處。

任堂的觀點和理論完全符合封建社會的道德，鄧名本來是非常難以反駁的，幸運的是鄧名不是當今天子而只是文安之任命的四川提督——如果鄧名擁有皇帝或監國身份，所有的軍官就會毫不猶豫地接受任堂那套——但眼下的情況導致明軍有一些思想混亂，給鄧名進行滲透的機會。

鄧名堅稱成都政權、四川明軍、鹽商、百姓都是永曆皇帝所有，既然任堂無法反駁這一論點，那麼鄧名自然就沒有居中賞罰予奪的合法性。鄧名不擁有這個權利，四川明軍處於感情問題又不願意把這個權利交給永曆皇帝，有人就開始接受鄧名提出的那個模糊的成都（國家）概念。

就這樣，利用天子棄國威信大減這個機會，還有事實上的軍閥自立這個事實，鄧名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勉強在軍隊原本堅固無比的思想堡壘上撬出一道細細的縫隙，滲透了一些否認“朕即國家”的思想進去。

在晃動了一下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後，鄧名總算在全軍掀起了幾次如何合理分配戰爭紅利的大討論，官兵也沒有再眾口一詞地表示“聽提督安排”，而是開始嘗試思考這個問題，與同伴分享自己的想法。

反饋上來的分配方案千奇百怪，之前軍人完全不需要去思考利益分配這個問題，他們在初次接觸到這個問題時自然顯得十分幼稚，各種異想天開的方案紛紛出籠。不過鄧名本來也不指望他們能拿出什麼高明的解決方案，作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人，就算不明所以，至少也會聽說過所得稅、累進稅制、社會保險這些名詞。

鄧名要的就是這些軍人開始思考社會財富分配，只要他們不再把君王擁有一切、分配一切視為理所應當就好，這樣的軍人就會距離標準的天子之兵越來越遠，距離帝**人越來越近。

在明軍進行著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