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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36年,建興十四年,十月四日。
北地郡春長而秋短,十月氣候微涼。時入黑夜,漢軍大寨內橘黃色的火盞點點分佈,驅散夜色。
營帳內,燈火通明,大漢天子正披著毛毯,伏桉處理事務。大皇子劉璿坐於下位,一臉認真地閱讀著《屬國律》。
此時的劉禪正為諸葛亮回信,談論自己北上河西並讓關中調配騎卒協助的緣由。
“秦末紛亂以來,匈奴冒頓起於草原。時高皇帝初定天下,北擊匈奴,欲了卻草原之勢,卻不料有白登山之圍。至文景之際,匈奴襲擾北疆,我大漢不得已以和親為上,安息朔方之事。”
“幸得孝武皇帝神武,冠軍(霍去病)、長平(衛青)超群,驅除匈奴於漠北,闢地萬里於西北,匈奴遂難為之亂也。於是大漢揚威而四海安息,諸夷歸附而天下安定。”
……
“今軻比能身死,鮮卑無主,諸部四散,互相攻伐,此乃草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漢若欲平息北事,此正值良機是也。若待一統天下,或十年、數十年,必將喪失此良機,大漢當見檀石槐猝亡,軻比能復起之事。”
“及天下初安之時,北有鮮卑復起之勢。大漢再起兵與之爭戰,耗費必然更加巨大。此機遇乃是千載難逢之際,可減輕日後草原之禍患,故朕北上乃不得不辦之勢。”
就如書信上所說的一樣,如今的草原情況對於中原王朝來說,是千年難得一遇的機會。畢竟縱觀中國歷史,幾乎任何一箇中央王朝崛起之時,草原上都存在著成建制的遊牧民族,如匈奴、突厥、遼、蒙古、準噶爾。
而唯有三國鼎立之時,自從軻比能死後,鮮卑陷入長達數十年的分裂。也就是說這是大漢解決草原問題的一個絕佳良機,如果大漢失去這個機會,等到天下平定之時去解決,那麼草原上又將出現勢力龐大的鮮卑部落。
“且詩有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朕乃大漢天子,漢、胡、賨、羌、氐等天下數十種落之民,居於華夏之地,當為朕之子民也。故君居關中,當勸告文武,以王莽為鑑,不可有鄙夷胡人之為。”
……
大漢國內百姓成分複雜,沒有哪一個州有單純的漢民,而是漢蠻摻雜。益州有南蠻、賨人、羌人等少數民族,隴右漢羌參半,涼州多是胡人。是故長久以來,劉禪對漢、夷之事,沒少操心。
以農耕為主的民族,處理並不複雜,唯有羌、胡這種的遊牧生活的民族,難以處理。幾年前,劉禪便想效彷趙國的胡服騎射,給大漢建立一套適合的融合體系,但是尋不到合適的突破口。
如今北上會盟鮮卑、匈奴諸部,非是他一時興起之意,而是透過數年的借鑑思考,略有小成。準備以河西諸部為實驗點,嘗試對遊牧民族的治理。
而劉禪給諸葛亮去信是想要統一君臣之間的思想,也說明他改變下大漢治胡體系的緣故。另外一方面,劉禪也是希望藉著諸葛亮的口,告戒大漢諸官不能有歧視胡人的行為,官方層面要視漢胡平等,要以王莽之事作為反例。
王莽對少數民族的治理,基本是踩中了所有的雷點,將秦、西漢二代而來的民族關係,毀於一旦。西漢自武帝以後基本以寬鬆的民族政策治夷,而到王莽時,取而代之的是大民族主義以及強烈的壓迫政策,從而激起周邊少數民族的反抗。
如將‘匈奴’改‘恭奴’,‘高句麗’改‘下句麗’,‘單于’改‘善於’。又以武力威脅少數民族,還征討高句麗、南中、匈奴、羌人,引起四方蠻夷征討新莽。即使到了東漢建立以後,也未見轉機,邊境還是不穩。
可以說大漢可以以漢文化為驕傲,但不能變成自負。特別是如今大漢的統治建立在以漢人為核心,諸夷為左右的人口環境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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