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相府夜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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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大權的文官集團完全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來找到可以封爵的文臣，讓這些文臣成為勳爵，久而久之勳爵一定氾濫成災不說，而且絕大多數勳爵都會是由文臣得封。

要知道，武臣勳貴再如何沒落，朝廷的制度也規定了天下衛所需要他們來掛名。換句話說：武臣勳貴的效忠代表著天下兵權始終把握在皇帝手中，始終是皇權的鼎力支持者。

那麼一旦勳貴也成了文官集團的大本營之一，則皇帝的皇權還剩多少？

嘉靖帝很敏銳的看穿了這一本質，因此對“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的祖制再次予以重申，這其實是他帝王權術的具體展現之一。

而至於封爵賜券的原因，則主要有兩點。

一是撫卹功臣。在封建王朝，封爵賜券是一種最高的待遇，皇帝這樣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撫卹功臣，來鞏固自己的統治需求。只要官員們將封爵作為一種異常尊貴的激勵，那麼這種措施就一定能極大促進了他們的政治積極性。

二是安定人心。對於朝堂中的官員來說，“丹書鐵券”相當於一個“護心丸”，因為獲得它就可以免罪，皇帝為維護自己的統治，需要用這種方法來籠絡重要官員。

不過，整體上來說，勳爵的特權是一直處於緩慢減少狀態下的。

比如在洪武朝，當時的宗室貴族以及功臣，雖然享有眾多的特權，但與皇權統治發生衝突時則往往會被皇帝的意志所左右，法律在此時失去了過去原本的功效，勳爵們即使享有“丹書鐵券”作為免死特權，但其實他們的人身安全也一樣得不到保障，否則朱元璋怎能濫殺功臣？

而到了後來，尤其是嘉靖帝重申“非軍功社稷者不得封爵”以前，封爵制度也不再按照以前的標準，而常常由皇帝的意志所直接決定，甚至還會受到權臣、宦官的影響——如正德年間劉瑾把持朝政，都督神英雖然沒有開疆闊土的功勞，但是因為曾經賄賂過劉瑾，與劉瑾關係交好，便直接被封為了武功伯。

另外，在免死特權方面也有減少，特別是嘉靖以後，皇帝在頒發“丹書鐵券”的同時，相比於國初的時候大幅減少了免死次數，並且雖然得以免罪，但是也少不了被處罰——免死在有些時候真的只是免於一死了。

但不論如何，“丹書鐵券”依然是“丹書鐵券”，其效能還是巨大的。

武將手裡拿著這玩意倒還無所謂，頂多就是戰敗的時候頂一頂，或者貪汙、縱兵掠奪等事發之後拿出來頂一頂，確保腦袋不會搬家，其他大用沒有。

但如果是文官手裡有這東西，那可就大大的不同了。丹書鐵券之上一般會直接寫明一些特權，比如“除謀逆不宥外，其餘若犯，免爾本身一次，以酬爾功”。

武將犯罪以戰敗居多，通常對朝廷權力的更迭沒什麼關係，但文臣能犯什麼大罪需要拿丹書鐵券來免罪？那幾乎無外乎政爭引起的權力更迭了。

換句話說，高務實要是拿到一塊丹書鐵券，那就意味著申時行哪怕找到一次能夠直接把他搞下去的機會，這機會也幾乎白給——把丹書鐵券上繳就完事。

找高務實一次機會就已經難於登天，申時行到現在還沒看見影，還指望找他兩次致死的機會？所以張誠說“將來元輔想要動他，那可就比如今難上百倍了”，這絕非危言聳聽。

歸根結底，在於武將並非掌權派，丹書鐵券在他們手裡也就那麼回事；而文官是掌權派，拿著丹書鐵券基本上相當於多了一條命，這就太難搞了。(以上特指嘉靖朝重申丹書鐵券特權以後。)

正是因為嘉靖的重申，到了天啟朝的時候，隻手遮天的九千歲魏忠賢望著如英國公等人的不配合也只能乾瞪眼，這就是嘉靖以後丹書鐵券威力的明證。

因為它的作用其實已經不僅是免死，還成為了一種獨特的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