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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這麼說,想是這麼想,但創造機會也並不是易事。按照此前高務實的想法,原本歷史上的倒高三人組,其實也並非一開始就是鐵板一塊。
這裡頭,真正和高拱有著不可調和的政治矛盾的,只有張居正。雖然高拱和張居正目前正處於蜜月期,且此前也多數處在政見相近的情況,二人的政治目標也頗為一致,或者至少說是頗為類似,但他們二人有一個永遠無法開解的矛盾:即便大家都是改革派,可是……誰主誰從?
後世有些學者囿於歷史偏見或狹隘地域觀念,強行把高、張對立起來,認為張是改革家,而高則是“奸相”、“佞臣”。這種“褒張貶高”的傾向即使在高務實穿越前還有一定影響。而事實上,高、張二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互相保護、互相幫襯,不僅在政治上倚為同盟,在學術上也有頗多共同之處。然而可惜的是,從個性而論,無論高拱還是張居正,恐怕都認為隆萬大改革的英雄人物,只需一人足以!
高務實自穿越後沒多久就打定主意幫助高拱,這裡頭自然有很大一部分原由是因為自己穿越成了高拱之侄,而如果要“更好更快”的拯救大明,這個身份十分有用,高務實不想拋棄。但他自問也不是完全由屁股決定了腦袋,因為高拱從各個方面來講,都是值得他傾力維護的。
從歷史來看,在政治上高拱開創了明中後期“隆萬大改革”的先河。之所以能稱之為開創,是因為高拱有三個“首先”。即首先奠定了隆萬大改革的理論基礎——“法以時遷,則更法以趨時”的變法思想;首先提出了隆萬大改革的政治綱領——《挽頹習以崇聖治疏》(高疏於嘉靖四十五年提出,張居正《陳六事疏》於隆慶二年呈上);首先把改革思想和綱領付諸實踐,他的改革還為張居正的改革奠定了人事、政策基礎。有這三個“首先”,開創一詞,高拱當之無愧。
而在學術上,高拱則是明代實學思潮的先驅者。嘉、隆、萬三朝本是陽明心學和經世實學的勃興時期(雖然心學逐漸變味了)。但高拱透過批判此時心學空虛寡實之弊,全面闡發了其實學思想,即“天地之間惟一氣”的元氣實體論,提出“在天有實理,在人有實事”的實理實事論,“事必求其實”,“虛心以求其是”的求實求是論,“官修實政而民受實惠”的實政實惠論。他的實學思想對明清之際整個實學思潮的鼎盛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從宋元明清氣學發展得高度來看,高拱既是明代氣學陣營的重要代表,也是構成從張載到王夫之氣學發展的中間環節,具有非常重要的承上啟下歷史地位。
而且高拱絕非一個只提理論而短於實踐的理論學者,他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實幹派。尤其是高拱在隆慶後期職掌吏部繼又提任首輔後,針對嘉靖中期以後的諸多弊端,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吏治方面,實行進士舉人並用,破除舉官舞弊陋習,建立人事檔案,建立任官梯隊,完善地區迴避制度,州縣正官年輕化,精簡機構,健全考核制度,打擊行賄受賄等。
在軍事和邊政方面,破除兵部“一尚二侍”舊體制,建立“一尚四侍”新體制,兵部司官精選久任,選拔邊才充實兵部司屬,建立邊帥休假之制等。
這些改革很快取得了顯著功績:在西北迫使俺答稱臣納貢;在東北取得遼左大捷;在西南和平解決安氏內亂;在南方取得“嶺寇底寧”之效等等。
而在法治方面,高拱也有上佳表現。他督令觀政進士講求律例,實行刑部司官久任之法,強化州縣正官問理刑名之責,弭盜安民,嚴懲酷吏,平反重大冤案等。
在理財方面,高拱加強錢糧官員的任用,完善稅糧徵收措施,推行清丈改革,實施一條鞭法(這功勞在後世全給了張居正),力行惠商政策,整頓幣制等。
在漕政方面,高拱推行河海“二路並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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