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優劣利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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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六部之下有44個常設在北京的下屬機構，每個省每個城市的官員都有一個輔佐的衙門。”

因此，在伏爾泰看來，人類肯定想象不出比中國這樣的政治形式更好的政府，而古代中國政府更不是孟德斯鳩心目中那樣的專制政府。在這種行政制度下，皇帝要實行專斷是不可能的。一般法令出自皇帝，但是，由於有那樣的政府機構，皇帝不向精通法律的、選舉出來的有識之士諮詢，那他就什麼也做不成。即使人們在皇帝面前必須像敬拜神明一樣下跪，對他稍有不敬就要以冒犯天顏之罪受到懲處，但所有這些，都不能說明這是一個專制獨裁的政府。

為何？因為在伏爾泰看來，獨裁政府應該是這樣的：君主可以不遵循一定形式，只憑個人意志，毫無理由地剝奪臣民的財產或生命而不觸犯法律。所以如果說曾經有過一個國家，在那裡人們的生命、名譽和財產受到法律保護，那就是“中華帝國”。執行這些法律的機構越多，行政系統也越不能專斷。儘管有時君主可以濫用職權加害於他所熟悉的少數人，但他無法濫用職權加害於他所不認識的、在法律保護下的大多數百姓。

在高務實看來，伏爾泰的說法多少有些“唯中國論”，其中可能有利用中國當時的先進來促進法國革命的意圖。但不得不承認的是，伏爾泰敏銳的發現了限制中國皇帝專權的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由於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從百官到百姓，所有人幾乎都成為了監督皇帝言行作為的一員。

儒家思想對“聖君”的要求是極為嚴格的，這也就在輿論和民心上對皇帝的作為做出了嚴格的限制，這個限制最終甚至形成了一把高懸在歷代統治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得民心者得天下。如果反過來說：失了民心，也就註定要失去天下了。

就好比眼下隆慶帝動不動就被臣子們批評得狗血淋頭、體無完膚，還不是因為這個緣故？只是高務實做慣了前世“黨的幹部”，對於眼下大明言官們的表現終究很難滿意——監督皇帝當然是必要的，但監督的重心卻不該是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而且這麼多人監督皇帝一個人其實很簡單，實在不需要廢太多心力，更重要的還是應該放在整個吏治之上，不能降本流末，更不能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