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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處小小的手腳,後來卻成了聚訟的關鍵點。
除了這一點之外,帥嘉謨還說:“南京承運庫每年收絲絹兩萬零一百九十匹,其中浙江、湖廣這種產絲大區,才繳納八千五百零一匹;應天十三府,只要繳兩千九百零五匹。而我們徽州府根本不養蠶,卻要負擔八千七百八十匹。當地民眾只能賣了糧食,折成銀子,從浙江等地回購,這兩道手續,讓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況,這筆負擔若是六縣分攤,那或許還能勉強忍受,可現在卻是歙縣一縣承擔——這一縣之稅,比浙江、湖廣兩司(無風注:布政使司,類似於省級行政區)都高,這根本不合理啊!”
說實在的,這裡帥嘉謨又玩了一個統計學上的小花招。因為大明稅制,並不是統收統解,一個地方往往要向數處交稅。
譬如說浙江、湖廣等地的絲絹稅,不止解往南京承運庫,還有很大一部分送往太倉銀庫、丙字型檔等。實際上浙江的絲絹稅總額高達十三萬匹上下,湖廣的絲絹稅總額也有約兩萬七千匹,都遠超歙縣。
但帥嘉謨不談總數,只單單拿出南京承運庫作比較,頓時就顯得歙縣境況格外悲慘。
這個手段的絕妙之處,在於這些數字都是真實的,完全經得起查證,只是比較方式上稍做手腳,立刻顯出非凡效果——事實上歙縣本身的負擔確實沉重,但也不是說因此就民不聊生了,可是被帥嘉謨這麼一比較,正常人看了都會覺得慘絕人寰,簡直觸目驚心。
除了在史料和統計學上做了一點他自己覺得足夠隱蔽的小小手腳之外,帥嘉謨還有其他手段。
他在呈文的第一句話就這樣寫道:“天下之遺,貴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則焉。歙縣久偏重賦,民困已極,躬遇仁明在位,備陳情歟,懇乞均平。”
短短一句話,先後兩次出現“均平”一詞。顯然,這不是他文字水平有限,而是有著深刻用意的。
此前高拱和高務實伯侄二人私下談論理財大計之時,高拱就提到說連張居正都有些操切起來,希望將一條鞭法推廣全國。高拱認為,一條鞭法在某些富庶地區——也就是高務實熟悉的“經濟發達地區”——可以推行,但在一些貧困地區就一定不能推行,否則窮人必然還要遭到更多的剝削。[無風注:前文有述,不記得了的讀者諸君可以自行翻查。]
而在當下,江南當然是富庶之地,所以正在推行一條編法,即日後的一條鞭法。這個稅改政策的雛形始於嘉靖十年,從嘉靖四十年開始到隆慶年間,逐漸在經濟最強但也稅負最重的南直隸地區進行試驗。而其提出的口號恰好是:“均平賦役,蘇解民困。”
所以帥嘉謨兩次“均平”所為何事?就是為了把這次稅賦爭議,拔高到響應朝廷政策的高度上去。
從深層次來講,一條編法的核心要旨,的確是合併田賦、徭役,取消米麥之外的實物稅,統一改為折收銀兩。因此帥嘉謨在呈文中反覆強調“人丁絲絹”是折色實物稅,繳納十分麻煩,亟需調整,這又和中樞正在大力倡導的改革緊緊地掛上了鉤。
在帥嘉謨看來,只要此事能借到國策的東風,多半便能引起應天巡撫的格外關注。華夏數千年的傳統擺在那裡:高層一關注,事情就好辦。
尤其是現任的應天巡撫,對一條編政策的推行也是很下力氣的。而只要他肯表態,這事就成了一半——不對,是成了一大半。帥嘉謨之所以有這個底氣,是因為這位巡撫實在太有名氣,遠非尋常官員可比——這位爺姓海,名瑞,字汝賢,號剛峰。
這件事到頭來果然驚動了海瑞,但與此同時,遠在京城的國策掌舵、改革旗手高拱也得知了這個訊息——就是高務實手裡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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