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無品閒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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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時行為什麼堅持太子侍讀這一職務的新設必須經過內閣，而隆慶又為什麼堅持不走內閣而直接特旨設立？這其中的道理小太子朱翊鈞肯定看不明白，甚至李貴妃也未見得完全瞭然，可是高務實卻自忖能看出一二關鍵。

申時行之堅持，與隆慶之堅持所以相反，在很大一個程度上是因為兩人都猜得出一旦此事報給內閣，則作為內閣次輔的高拱必然反對，並且可能代高務實上疏推辭。

倒不是說高拱不想看到自家侄兒有出息，才幾歲年紀，正經科考都沒有經過便做了官，且是最為清貴的翰林官。而是大明的風氣便是如此，高拱作為高務實的長輩親屬、嫡親三伯，在那種情況下必須要上疏謙辭，而高務實隨後也就只能力辭不就。

要知道，這年頭就算閣臣莫名其妙地被言官參劾一本，也必須上表請辭，並且在上表之時就開始“自我停職”，在家等著皇帝的下文。雖然一般來說，皇帝十有八9是下旨挽留，有時候甚至要同時下旨大罵那個言官一頓，更有甚者會把言官直接貶斥、罷官甚至流放、庭杖等，但閣臣的這個姿態仍然要做出來，這雖然不能說是制度，但卻是誰都不會違背的潛規則。

大明的文官，對於名聲就是有這麼執著，甚至形成了全天下文官都預設的規矩。

因此，當申時行發現無法力勸皇帝打消此想時，便想到了這個“曲線救國”一般的法子，然而隆慶帝畢竟不是少年君王，他也看得出申時行的想法，所以直接否決了這個辦法，反而另闢蹊徑，特旨新設。

高務實認為，這應該是最直接也最主要的原因，不過還有一種可能也不能忽視，那就是隆慶對於高拱個人或許是完全信任的，但對於內閣制度本身，未必沒有警惕之心。

這種警惕，但凡一個成熟的帝王就必然會有，而警惕的來源，則是閣臣是不是真的成了宰相。

眾所周知，有明一朝，自胡惟庸案之後便再不設宰相。明太祖朱元璋以歷代丞相多擅權為由，於洪武十三年罷廢中書省，“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並詔令天下：“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可是，宰輔可以不設，宰輔所做的事情卻還得有人去做，朱元璋自己是個工作狂，他能把宰相的事情自己包辦，後來的皇帝卻不可能個個都做到這樣。於是至永樂初，成祖朱棣簡任解縉、黃淮等七人入值文淵閣，以備顧問、參預機務，明代的內閣制度由此初見雛形。

仁宣以後，內閣在發展道路上不斷顯現出它與宰相制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這種聯絡不只表現在人們對內閣大學士的“宰相”稱呼，或是閣臣的宰相意識之上，而且更主要的在於宰相權力作為大明政體中必不可少的一種力量，在內閣身上隱約可見的種種借屍還魂的表現。

其實在高務實看來，一般而言，所謂宰相，應該有兩個必須：必須擁有議政權，和必須擁有監督百官執行權。前者包括進宮與皇帝共議國家大事，出謀劃策。後者是指形成決策之後，由宰相來監督百官執行，以及執行後的考課、黜陟、賞罰等。

除此之外，還應該實行宰相開府並配備掾屬。在君主專制之下，沒有辦事機構收集、掌握材料，不但無法監督百官執行，而且在與皇帝議政時，也只能是說空話，不可能提出高明的政見。因此，議政權、監督百官執行權以及宰相開府是探討明代內閣制度宰相化的三個基本前提。

儘管永樂時期內閣“非僅以文字翰墨為勳績”，但終永樂之世，內閣“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閣臣品秩不過五品。因此，永樂朝在中樞輔政體制上基本維持了洪武十三年以來“六卿分理”的格局。

仁宣時期，閣臣加官至三孤，秩從一品，官階超過了六卿；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