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1章 朝歸倭附（十五）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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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認為，有明一代的皇權根本沒有到達所謂“獨c”、“空前膨脹”的地步，這一點除了國事決策的過程可以證實，也可以從大明言官——尤其是原歷史上萬曆中後期他們對皇帝的個人批評，甚至應該說猛烈抨擊可以證實。

其實早在明代以前，中國很多朝代都設有專門的進諫官職乃至相關部門，負責勸諫君主，避免因君主暴虐無道而損害整個統治階級，乃至國家整體利益。

這就是文人所謂的“道”，也是儒家學說中高於一切，當然也是士人心目中高於君主的最終原則，更有意思的是，他們認為這也是“忠”的最高體現。

所謂犯顏直諫，便是建基在這個“道”之上，這也真正解釋了為何敢於直諫者往往為後世冠以“忠臣”之名。

當然，諫官固然有責任勸諫乃至批評君主，但無論是何朝何代，言官進諫都不是為所欲為的，而是有著許多語禁與限制，以明辨君臣尊卑名分的。

蔡明倫在《論明萬曆中後期言官對神宗的批判》中說：“這些戒律(言官進諫時需注意的語禁以及各種限制)包括不得揚君父之惡，嚴禁以下訕上；臣子進諫要‘不可則止’，即在規諫君主時，君主如不採納，必須適可而止；‘非禮勿言’，即臣下進諫時必須注意事理、形式、態度、分寸，恪守禮法，講求進諫的態度和技巧等等。

與這類觀念上的戒律相應，歷代法律都有懲處言罪之條，如非議朝政、觸犯忌諱、妖言惑眾、冒犯君長、不敬君王等。”

然而，正是這項各代王朝皆為言官群體遵守的規定，到了明代，尤其是歷史上的萬曆中後期，偏偏卻遭到了嚴重的衝擊。

言官對於萬曆批評之激烈，甚至可以說是對萬曆個人品德操守的猛烈攻擊。這種激烈，恐怕是整個中國歷史之中前所未有的。

《論明萬曆中後期言官對神宗的批評》中，對言官批評萬曆情況有這樣的描述：“早在萬曆十七年，大理寺評事雒於仁就痛斥神宗‘嗜酒’、‘戀色’、‘貪財’、‘尚氣’，四毒俱全；

萬曆二十五年，左副都御史張養蒙也指責神宗‘好逸’、‘好疑’、‘好勝’、‘好貨’。這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抨擊，前後相繼，幾乎到了破口大罵的地步，將神宗置於鋪天蓋地的非議之中。”

又如《明史》記載，戶部給事中田大益在萬曆三十二年八月，上書抨擊萬曆個人操守：“陛下專志財利，自私藏外……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變異……皇陵為發祥之祖而災，孝陵為創業之祖而災，長陵為奠鼎之祖而亦災……

臣觀十餘年來，亂政亟行，不可列舉，而病源止在貨利一念……陛下中歲以來，所以掩聰明之質，而甘蹈貪愚暴亂之行者，止為家計耳，不知家之盈者國必喪。

如夏桀隕於瑤臺，商紂焚於寶玉，幽、厲啟戎於榮夷，桓、靈絕統於私鬻，德宗召難於瓊林，道君兆禍於花石……”

在將萬曆比為桀、紂、幽王、厲王、桓帝、靈帝、徽宗等歷史著名昏君後，田大益毫不留情的說道：“覆轍相仍，昭然可鑑。陛下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一旦變生，其何以託身於天下哉！”

這罵得可夠狠？說是狗血淋頭也不為過了吧？可是朱翊鈞對此的態度又如何呢？

面對如此鋪天蓋地的批評，甚至是對於皇帝個人的全方位攻擊，萬曆對此的態度居然只是留中不發，也就是不予理會。

對此，《明史·田大益傳》是這麼記載的：“上章者雖千萬言，(萬曆)大率屏置勿閱。”——任你罵得再狠再多再不堪，朕只當沒看見。

朱翊鈞這樣的反應只是因為脾氣好嗎？顯然不是，他要是脾氣好，當年張居正怎麼差點被挖墳鞭屍的？

原歷